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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孔穎達身為國子祭酒，但因又重修《五經正義》一事，國子監中事務。除非重大儀典之外。均不再過問。就連擔任太子右庶子一職，也得許可，由趙弘智接任。脫身開始專心修書。孔穎達這座府邸本是朝中所賜，規模不甚大，分為前後兩院。後院乃是家人居住之所，前院就是辦公的所在。正堂左右分為書房及會客室，平時與眾人商議事務，便均在書房之內。前院兩側偏房，便是同事修書的場所，分別諸經，各有房間。
此時修書之事方始啟動，諸人也都結束了當前事務，逐次來孔府報道，準備開始重新審訂《五經正義》。能參與此事者，均是博學名儒，除了上次盧鴻見過的顏師古、馬嘉運之外，更有司馬才章、王恭、王德昭、朱子奢、谷那律等聞名已久的前輩高儒。
待得眾人均已到全，孔穎達便在自己書房中，主持召開了再次審訂《五經正義》地第一次工作會議。會上先是宣讀了當今聖上關於重新審訂《五經正義》工作地旨意通知，學習了朝庭有關審書工作地指示精神，回顧了第一版正義發行以來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對審書工作中存在的熱點及難點問題進行了認真而熱烈的討論。會上國子祭酒孔穎達同志做了發言。孔祭酒指出，審書工作是聖上交辦的一件重要工作，是關係到大唐文化事業發展、影響到科舉工作舉辦的一件大事，是關係到大唐社會和諧、文明昌盛地智力準備和精神引導。因此，審書工作一定要在緊緊團結在當今聖上的周圍，在朝庭的指導和支援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下定決定、排除萬難、不怕犧牲、眾志成城的大無畏精神，優質高效、保質保量的完成此次審書工作，以實際行動為大唐建設貢獻力量。
孔穎達修養本深，學問功夫紮實，這一番講話下來，引經據典，有理有節，起承轉合，俱有章法，直說了有一個多時辰。在座諸人洗耳恭聽，還有數人手持新版線裝筆記本，邊聽邊記，一場會下來，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小楷，另人不由佩服這記錄功夫。
只是待到討論之時，卻是難有進展。孔穎達為人比較隨意，會上更是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因此眾人都也各抒己見。原來此次
將書回爐重修，主要是因為存在幾點問題，在使用中處。
一是《五經正義》經義龐雜，規模過大。本來朝庭編纂《正義》，是為科舉取士制訂統一的經解教材和課試標準。因為當時不僅學分南北，更有各姓“師法”、“家法”，各不相同，義理混雜，眾說紛紜。前朝隋代首開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後，“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因沒有標準經義，眾博士幾乎無法評卷。有鑑於此，唐太宗下令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註疏定本。但孔穎達主編的這部《五經正義》雖然基本統一了經義，但是引用太甚，連篇累牘，足有170餘卷。若真以此為教科書，不說出版之事成本過高，工程浩大，就說是教學引用，也是難為人。因此朝庭便有意精簡篇幅，去蕪存精，以利流傳。
二是《五經正義》博採眾家，廣納諸說，頗有矛盾紕漏之處。初次修書時，乃是在眾多地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註釋作為標準，然後對經文註文詳加疏通闡釋。其他編修之人負責具體註疏，凡有矛盾爭議之處，再由孔穎達綜合諸說定奪，以為終論。如《正義》中《易》採用王弼注，《詩》用毛傳鄭箋等，其他諸經，也均以前人流傳較廣地疏義注本為宗，整理成書。雖然此法成書迅速，易於採編，但諸經之間經義也有難免互悖之處。加之成書太快，難免存在疏漏謬誤，故需要重新考訂。
三是《五經正義》一些詞句，因採前朝舊義，有失朝庭體統。如在《尚書。“大隋”，實在是有違君臣體統。似此之類，皆因依據舊時疏本，而與修諸儒又失於詳查的緣故。這些自然是須得一一刪正，以明正朔。
但如此一一論來，重審《正義》一事，委實難以下手。尤其與第一次修書不同，具體摘錄工作不是非常多，最主要地是對已經存在的經義進行審訂重考。這樣一來主要工作，怕都要集中在孔穎達這主編的頭上。無怪乎孔穎達覺得精力不足，要召盧鴻進京相輔了。
眾人討論了半天，總是覺得難有著手處。不管是精簡、統一以及刪正，首要便是主編之人，拿出一個最基本的立論標準來，為眾人接受後，才能以此為據，或刪或修，不然便無處著手。但前時之所以廣採眾家，便是因為難以一家之說為貫。此時若要重訂，卻是要推倒重來一般。那詞句間的修訂，倒尚在其次。
此時天氣漸熱，孔穎達這書房不算寬敞，屋內擠著眾人本就狹窄，甚是悶熱。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