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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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態是被迫的……他是聰明的，知道揚長避短，不具備的東西，索性站到反面，這就有話說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無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王朔小說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賦予了過多的政治、社會意味。

王朔的小說最初對主流意識形態是有著消解作用的，如作品中對政治語彙的反諷性使用，對虛假崇高的調侃性再現，都體現了大眾話語與政治話語長期積存的矛盾對抗。而由於政治話語的轉變和大眾話語的意識形態化，二者在某些層面上達成了一致。如在以民間方式製作的電視連續劇《渴望》和《編輯部的故事》為例，《渴望》在劉慧芳身上寄託了一種理想化的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使痛感商品時代人情冷漠的觀眾得到觀賞性滿足，但電視劇刻意淡化了劉慧芳的現代背景和內心矛盾，而僅僅是呈現了一個傳統型的無怨無悔的賢妻良母形象，這就抽空了劉的行為背後的現代性倫理依據，使角色染上了“無私奉獻”的烏托邦色彩，從而掩蓋了形象背後的深刻的社會矛盾。《編輯部的故事》則擺出了嘲弄世象的姿態，但並不是將這種嘲弄引向對現行社會機制的懷疑和反抗，而是讓矛盾最終自行得到解決（製造偽劣產品的商家良心發現，鬧離婚的夫妻言歸於好）。劇中人物雖然大都玩世不恭，但對政治話語如主編訓導、法律判決，都表示了絕對的順從，也從未為政治話語所傷害，充分展現了王蒙對王朔“機智”的讚許：“敢砍敢掄，而又適當地摟著——不往槍口上碰”，“他們很適應四項原則和市場經濟”。（《躲避崇高》）這種文學的流行一時和通行無阻是可以預知的，但它對政治話語和大眾話語的依附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延伸閱讀

王朔《王朔文集·諧謔卷》，華藝出版社1994年版

王朔《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

王朔《無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

張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與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1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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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一地雞毛》（1）

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劉震雲

原發刊物：《小說家》

發表時間：1991年第1期

（楊早 撰）

當劉震雲在《北京文學》1989年第2期上發表《單位》之前，大部分評論者將這位供職於《農民日報》的小說作者看作現實主義作家序列中的一員，只是比一般的青年作者顯得成熟，他的作品“幾乎都是簡淨輕靈的白描，沒有冗長的鋪敘，對話也絕不說到一大篇”（曾鎮南《花，開在人世的荊棘叢中》，《青年文學》1985年第4期），從早期的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到《塔鋪》、《新兵連》，劉震雲的風格被評為“貼近生活原色、忠於生活真相的現實主義精神”（雷達語）。

比起所謂“85小說新潮”來，劉震雲顯得“像麵包一樣樸實”，描寫的都是“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發生的最普通的事”，這被有的評論解讀成“對現實主義傳統及其力量的信仰”，而“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歷來被認為更貼近讀者，更接近大眾（方克強，《劉震雲：夢·罪與感傷主義》，《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3期）。這種變化，是上世紀*十年代之交的大轉向，我們下文還要提及。

九十年代之前的劉震雲，似乎有些兩頭不討好。儘管《塔鋪》與《新兵連》看上去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並無二致，但這位新銳作家筆下總讓人覺得有些與眾不同。以經典現實主義的標準來衡量，評論者不擴音出了這樣的批評：“單純的生命情感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中顯得孤立寂寞，它所揭剖的是單純的生命本原的情感躁動，缺少一種文化精神的觀照……更多的是個體生命的感受，並沒有融進強大的社會精神背景中”（王必勝《躁動的靈魂和艱難的人生》，《當代作家評論》1988年第5期）。

而剛剛經歷了“尋根文學”與“現代派”這種壓縮式的文學程序的批評者，則多少有些不滿於劉震雲寫法上的保守內斂。李揚《文化：作為意志的表象——論劉震雲小說的文化內涵》可以視為這種看法的代表。他在這篇發表於1990年的評論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