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第12部分 (第2/4頁)

吧，這樣吧。”於觀猛地站起，握著雙拳往外走，“我們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著體面、白白胖胖的紳士挑挑釁。”

“真舒服，真舒服，老沒這麼幹了。”

馬青、楊重摩拳擦掌、一臉興奮地跳躍著跟在後面。

街上，三個人肆意衝撞著那些頭髮整齊、褲線筆挺、鬱鬱寡歡的中年人，撞過去便一齊回頭盯著對方，只等對方稍一抱怨便預備圍上去朝臉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無一例外地毫無反應，他們只一眼便明瞭自己的處境，高傲地仰起頭，面無表情地變線起開。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現使三人更有屢屢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覺。

之後，一個經典的細節出現了。頑主們對自己的勝利十分欣喜，以致開始向社會發出挑釁：

馬青興沖沖地走到了前面，對行人晃著拳頭叫喚著：“誰他媽敢惹我？誰他媽敢惹我？”

一個五大三粗，穿著工作服的漢子走近他，低聲說：“我敢惹你。”

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這個鐵塔般的小夥子，四顧地說：

“那他媽誰敢惹咱倆？”

挑釁以對強者的依傍告終，正符合王朔所說的“打別人咱也不敢”。王一川對此的分析是：“這些‘俗人’在行為上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透過把實際行為轉化為語言調侃行為而成功獲救。具體講，當他們在實際行為中受挫或遇險時，往往轉而透過其擅長的調侃行為去自救，而且總是奏效，這就保障他們能最終獲取語言的狂歡……在‘俗人’那裡，行為的狂歡必然要最終轉化為、落實為語言（調侃）的狂歡。他們的行為狂歡實質上正是語言的狂歡。”這種語言狂歡，包括王朔所有小說中大段大段地戲仿/化用“政治話語”，針對的正是幾十年來“政治國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傳統。它一方面構成了“對被調侃物件——官方化語言和精英獨白產生消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政治話語深植於王朔的內心，對“最高指示”及與此相連的政治國家傳統“充滿感激和緬懷之情”。（《語言神話的終結——王朔作品中的調侃及其美學功能》，《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3期）而祁述裕也指出：“他以轟毀一切的權威話語的方式來牟取話語權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來表達市民階層低層人的聲音，透過將底層社會人的生活進行理想化的描繪來顯示這個階層的精神優勝，為這個階層獲得權力話語提供合法依據。”（《逃遁與入市：當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命運》，《文藝爭鳴》1995年第4期）

1987《頑主》（5）

王朔語言狂歡中的這種悖論，在上世紀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誤讀，肯定者多強調其邊緣身份與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發了再次的爭論。這次爭論的雙方調換了年齡位勢。長者王蒙延續著80年代末對王朔的稱頌路線：“多幾個王朔也許能少幾個高喊著‘捍衛江青同志’去殺人與被殺的紅衛兵。王朔的玩世言論尤其是紅衛兵精神與樣板戲精神的反動……他撕破了一些偽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但相對年輕的一批知識分子則已經感受到世俗化浪潮與犬儒主義、慾望敘事對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巨大沖擊，他們對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王朔已經不再懷抱同情、共鳴的心態，而是把他當作了一個“破壞者”，甚至稱為“色彩斑斕的毒蜘蛛”。如張德祥認為“在金錢強化著人們的金錢觀念、強化著個人利益、衝蕩著道德價值的同時，他們的人生哲學正與這種強化不謀而合，無疑得到了社會響應，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金錢化、利己化、實用化、世俗化”（《王朔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張閎則指出調侃一切的姿態“沖淡了生存的嚴肅性和嚴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識，不承擔任何東西，無論是歡樂還是痛苦，並且，還把承擔本身化著笑料加以嘲弄，這隻能算作是一種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徵”（《曠野上的廢墟——文學與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1期）在整個“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王朔變身為新的標靶，被作為“市民文化代言人”遭受痛擊。

王朔後來在自述中自稱為“通俗小說家”，而且透過不斷抨擊港臺流行文化如武俠小說、流行音樂來區隔“兩種通俗文化”。這其實是比較準確的定位。王朔身上確乎有一種“大院子弟氣”，表現在小說人物身上，其實不乏一種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頭看“頑主”，他們的行為應當理解為在傳統上升管道封閉之後，轉而訴求以叛逆姿態尋求民眾支援的另類救贖。正如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