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第12部分 (第1/4頁)

，以及用各式各樣的串編式語言勸解同性戀、*癖、抱怨肉價太貴的人……頑主並不解決實際的問題，他們只負責撫慰、舒緩人們的憤懣與躁鬱。而在米家山導演的電影裡，增加了替家屬照顧癱瘓老太太的情節，而正是這次唯一的指向現實難題、無法用調侃與勸慰化解的任務，讓三T公司陷入了徹底的困境，不得不停業整頓，但片尾三T公司門前排起的長龍，又隱喻著王朔作品本身的功能與意義——米家山在影片公映後說：“電影有一個基本功能就是宣洩功能。進了電影院，觀眾很多牢騷和不滿都宣洩掉了，主人公在罵人好象他也罵了一通，哈哈大笑出了氣，出了影院，高高興興不氣了。從這一點來說，《頑主》實際上是在幫忙。”王朔筆下的人物沒有改變體制、規則的慾望與能力，卻在自我貶抑與調侃反諷中完成了精神對現實的逃避，這恰恰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需要的。

陳思和認為《頑主》的意義相當難以把握，“王朔在這部作品試圖解釋頹廢的人生態度在社會上可能會產生的正面意義，但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頑主》中於觀父親與於觀的衝突很有意味，面對父親“革命理想”、“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之類的正面訓諭，於觀堅持“我不就庸俗點嗎”即世俗理想的合法性，他並不正面對抗父親的信念與教條，只是指出父親如今也是整天打打麻將享著清福，“好吃懶做”，並用“人民養育的，人民把錢發給你讓你培養的革命後代”來反抗傳統倫理賦予父親的話語權。於觀在此其實是在革命道德話語與傳統倫理話語之間做出偷換，尋找一切有利的論述來拒絕主流價值的規訓。這是一種看著痛快、卻完全無效的反抗，因此結局必然是不了了之的和稀泥：

父：“看來你是不打算和我坦率交換思想了。”

子：“我給您做頓飯吧，我最近學了幾手西餐。”

對此陳思和指出“歷史的反諷是王朔小說的基本心態，但王朔所表現的一代人年紀畢竟太輕，歷史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遙遠的一個神話。他們無法體驗傳統所含的內容，他們所接受的，僅僅是為宣傳這些傳統而編造的文學作品——諸如*時期的樣板戲，以及一些革命*。因此，他們的知識面非常狹窄，思想也相當膚淺。在王朔筆下的那些人中，他們的歷史反諷往往僅體現在對他們所接受的文學傳統的嘲弄，把它當作一種語言的玩具來使用。”（《黑色的頹廢——讀王朔小說的札記》，《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5期）總之，頑主們缺乏精神資源來與主流價值對抗，這也是他們選擇躲避姿態的重要原因。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87《頑主》（4）

也因此，有論者從王朔小說裡“感到字裡行間透露出一股怨恨情緒，他的人物隨時準備宣洩這種怨恨。在他的人物對中心文化的表層的拒斥之下，包含著一種常常被掩蓋著的深層心理，這就是覬覦。戲仿手法（借模仿來嘲笑物件）在王朔那裡的深層的實質性含義恰恰是戲仿的顛倒：借嘲笑（拒斥）來模仿（覬覦）物件。因此，戲仿手法既是一種表現方式，又是一種掩蓋的策略”（語冰《王朔、亞文化及其他》，《文藝理論與批評》1992年第6期）。這種情緒可以在王朔一番半真半假的自白得到印證：“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著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只有給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別人咱也不敢。”（《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頑主們對主流價值的仇視與鄙夷是真實的，這種仇視與鄙夷，與其說是價值觀差異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出自“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憤激。《頑主》裡唯獨將“作家”、“德育教授”作為整體置於被嘲笑、被揭穿的處境，看似主人公們對他們毫不在意、視若無睹，但其實，唯一觸動他們極大憤怒（這在一群以幫助別人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當突兀）的，只有這個不斷指責他們“空虛”、“不上進”的德育教授。在趙堯舜又一次“騷擾”他們之後，頑主們的憤怒爆發了：

“我想打人，我他媽真想打人。”趙堯舜退出後，馬青從桌後跳了出來，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閃著狂熱的光芒說。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個什麼人。”楊重雙手握著拳哆嗦著說，“要不是我不停地對自己說你打人得進公安局付醫藥費特別是上了歲數的人弄不好要養他一輩子就像無端又多出一個爹我早衝上去了。”

“可我實在想打，我顧不了那麼多不想想辦法我只好和你們倆對打。”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