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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規模開拓了現實主義小說的新層面，它既不同於那種寫市民市井生活的新寫實，也不是那種帶有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它為現實主義小說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證。……標誌著陳忠實的創作擺脫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這是“作家創造的結果，也是時代造就的”。（《一部展示民族秘史的力作》，《陝西日報》1993年4月26日）
1992《白鹿原》（4）
評論家們普遍認為，《白鹿原》獨具豐厚的史志意蘊和鮮明的史詩風格，它在一部作品中複式地寄寓了家庭和民族的諸多歷史內蘊，頗具豐贍而厚重的史詩品位，在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當屬少有；而又如此好讀和耐讀，這在當代長篇小說中亦不多見。這些藝術上的多項突破，把當代長篇的現實主義創作推進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從而具有了某種標誌性的意義。有些人還認為，儘管目前尚難斷言《白鹿原》就已經進入了經典長篇小說的行列，但是就豐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白鹿原》顯然在當代小說中是無與倫比的。一方面，是深厚的歷史感和鮮明的當代性的和諧統一。另一方面，是哲理象徵性和歷史神秘性的和諧統一。再一方面，是情節結構曲折性和細節描寫豐富性的和諧統一。這使《白鹿原》以一部富於哲學意味的史詩，將鐫在文學史中，永遠地具有活的生命和靈魂。
但也有人持有與上述評價不盡相同的看法。如金惠敏認為，《白鹿原》“較之於傳統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顯得深刻、豐厚和超越功利一些。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進步”；“不過，……當我們把新時期而不是十七年作為《白鹿原》的歷史座標，《白鹿原》所取得的進展便不再具有多少新意了；它至多隻是把已有的思想成果應用於開闢的那塊陝中地域。這算不得創造”。他說：“我堅信，大作的出現，既不是某種政治觀念、歷史哲學（如階段鬥爭論）的直接演義，也不是對既有思想成果或者說思想常識的借取和推廣”，但“我們在《白鹿原》中所看到的”是“對已有常識的文學應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從〈白鹿原〉〈廢都〉談起》，《文論報》1993年11月6日）
評論界認為作者由《白鹿原》所表現出來的新的歷史觀值得特別關注。朱寨說：“作者不是從黨派政治觀點，狹隘的階級觀點出發，對是非好環進行簡單評判，而是從單一視角中超出來，進入歷史和人、生活與人、文化與人的思考，對歷史進行高層次的宏觀鳥瞰。”（《一部可以稱之為史詩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討論會紀要》）李星在《世紀末的回眸——〈白鹿原〉初論》一文中說：“《白鹿原》之所以可以稱之為大作品，不是因為它有50萬字的篇幅，而是作者以當代眼光、當代意識審視、反省這段歷史時，所具有的全新的體驗和認識。……在陳忠實的筆下，歷史不再是一部單線條的階級對抗史，同時也是一部在對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歷史；歷史不再是一部單純的政治史；同時也是一部經濟史、文化史、自然史、心靈史；歷史的生動性不只是在社會政治層面的展開，而且後者比前者更為生動，更為豐富，更有詩學的價值。”他認為，“陳忠實正是透過價值，更有詩學的價值。”他認為，“陳忠實正是透過《白鹿原》將我們民族的存在歷史提升到一個新的詩學境界，它的獨特的認識價值是無可懷疑的，它的獨特的審美價值同樣是無可懷疑的。”（《文學報》1993年5月20日）
暢廣元認為作者的歷史觀有三點：“首先是當代朱先生的歷史眼光。朱先生是作者筆下的文學大儒，被白鹿原上的代表人物白嘉軒尊為聖人。朱先生看歷史，一是重史實，二是察民心，三是觀動向，四是多體驗。他不唯旗號、招牌，但看政績、實效；不輕易說長道短，評三論四，更注重自我省察、思索和付之行動。陳忠實透視他筆下的歷史，基本上也是這樣的歷史眼光；“其次是民族利益的歷史尺度。……它較之一個階級的立場要視野廣闊得多，胸襟博大得多，氣度也恢宏得多；“再次是秉筆直抒的史家心態”。這些“構成了陳忠歷史的冷靜客觀的態度，把歷史當作不斷向偶然開放的人類生存活動的歷時運演。正是這樣的態度使作家把白鹿原的悲劇寫得淋漓盡致，涵納了幾乎連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識到的深邃的文化意義”。（《冷靜客觀地審視歷史——淺議〈白鹿原〉的歷史觀》，《陝西日報》1993年4月26日） 。。
1992《白鹿原》（5）
《白鹿原》及其作者的文化價值觀，也是評說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何西來說：“作者用了一種大文化眼光，寫出一種歷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深厚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