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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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我不同意用儒家文化涵蓋整個民族傳統文化，《白鹿原》的文化視野就不只是儒教，還有其他，如性文化……道德倫理文化……”張韌認為：“這部作品第一次寫出了家庭、家族力量不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支柱，而且有搞御社會*，抑制自然災害的巨大作用。”（《一部分可以稱之為史詩的大作品》，出處同前，）馮立三說，作品的“長遠價值就在於用精到的地方語言在無比深邃無比廣闊的時間和歷史空間隧道中表現了東方文化東方人格精神的無愧魅力”。

雷達從作者處理人、歷史、文化關係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文化價值觀。他說：“《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狹義的、短視的政治視點上，而是站到了時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點上來觀照歷史。他以民族心史為構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劇和農民式的抗爭作為主線來結構全書。”“作者的創造性在於，他在充分意識到文化眼光與階級鬥爭眼光交融互滲，從而把真實性提到一個新高度。”他說：“我始終認為，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充滿矛盾的：他既看到傳統的宗法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捨：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價值觀念，但我堅決捍衛他作為一個作家保留自己獨特的評價生活的眼光和權利。”（《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

評論家們更高度肯定和評價《白鹿原》所達到的藝術高峰和取得的藝術成就。李星說：“《白鹿原》不僅成功把現實主義的潛能利用得很充分的藝術，而且成為將東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觀同西方文學中的象徵廣義、生命意識，拉美魔幻主義相結合的特色鮮明的現代藝術。……它昭示著這樣一種藝術現象：大作品的產生往往並不代表新方法的產生：大作品往往產生在前輩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礎上，產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階級；它吸收和繼承了、取代了以往的生命。”雷達認為作品“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找到了一種有能量、有張力的敘述方式。它的意義決不限於敘述語言，它是一種濃度很大的，致力於回到事物本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表現”。林為進分析這部分長篇的結構藝術說：“網狀式的結構，全程獨作品的內容豐富，不流之於單調呆板。而捨棄了單線或所謂複線的描述，網狀的構架，使整部作品像個渾厚的球體。此外也比較好的擴大了作品的空間感。”

但也有一些與上述看法有別或不同的意見。南帆在《文學·歷史·敘事話語——讀陳忠實的〈白鹿原〉》一文指出了這部小說的藝術創傷。他說：“陳忠實從白鹿原的芸芸眾生之中提炬出了三種勢力。宗法家庭的勢力，叛逆者的勢力，政治勢力。白鹿原上的諸多人物和事件集結於這三種勢力的周圍”。然而“政治這支線索上的故事多半了無新意。片斷和細節均未成為衍生故事的核心。小說僅僅按照大革命時期、搞日時期、國共戰爭時期排列人物的經歷，敘事話語穿透時間的功能不知不覺地萎縮了”。他說：“我們還可以發現，政治勢力這支線索與其他兩條線索之間出現了遊離和脫節。甚至可以設想，即使將這支線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說的完整性並未受到明顯損害。這恰好從反而證明，《白鹿原》的敘事話語出現了破裂。”“我們沒有理由將這個破裂解釋為一種疏忽。也許陳忠實並未詳細考慮儒家傳統與三*義或者共產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無法繼續想象它們之間衝突與交織所形成的生動故事。可是，思想的迴避並不能代零替敘事的迴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導致未完成的敘事。”“這在《白鹿原》裡面留下一個重大的藝術創傷。”（《作家報》1994年1月8日）

發生於2000年間的李建軍的“直諫陝軍”，也涉及到對於《白鹿原》的評價與批評。在2000年9月於陝西西安召開的　《〈白鹿原〉評論集》研討會上，《〈白鹿原〉評論集》的責編李建軍在基本肯定《白鹿原》的藝術成就的前提下，針對陳忠實、賈平凹的創作指出作品“有狹隘的民族意識”，“缺乏博大的人道情懷”；其中一個典型的細節是，鹿兆海殺死一個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綹頭髮，而朱先生又用燃燒這些頭髮去祭奠死去的鹿兆海。李建軍覺得這些地方讓人很不舒服。（李建軍此前著有《寧靜的豐收——陳忠實小說論》，在《白鹿原》出版當年的1993年第4期《小說評論》上，發表過《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史詩》）這樣的一個不無尖銳的意見，作者陳忠實欣然表示接受。由此，批評作家的批評家與被批評的作家成了坦誠相見的朋友，這也給當下文壇留下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