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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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上發表鄢烈山一篇名為《拒絕金庸》的文章，文中將武俠小說定性為“下流”，“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得活靈活現”；廣西師大中文系的林煥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關於文壇重排座次的問題》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說中幾個明顯的特點：1、金庸有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明清兩代瞭解較深，所寫小說大體以宋金元明清為歷史背景，對照歷史來寫，是一個創新；2、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視塑造人物，以人物帶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寫出栩栩如生、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是長篇，故事情節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結構龐大，氣勢磅礴；4、雅俗共賞是金庸小說的藝術魅力之所在。同時，文章還針對“金庸熱”現象中的諸種論點提出反駁，認為金庸小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只是現代小說中的一種型別，而並非現代小說的發展方向；金庸小說並非以“五四”新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工農兵文藝以及當今的社會主義文學為革命物件，欲求建立新的文學傳統，因而不能稱之為“文學革命”；對於重排文壇座次的問題，文章進行了嚴厲的反駁：“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現代主義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要重寫現代文學史，受到文藝界的批評。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壇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寫現代文學史的主張在新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方式付諸實踐？”

針對這些反對意見，嚴家炎以《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一文對上述文章的內在邏輯進行反駁，並在日後多篇文章中指出，金庸小說之所以受到不同年齡、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廣泛追捧，其原因大致為：1、金庸小說是有思想的娛樂品，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具有娛樂消遣性，但金庸小說幾乎每一種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較深刻的思想，拿《射鵰英雄傳》來說，不但塑造了郭靖這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而且透過臨近結尾時郭靖和老年成吉思汗的一番政論，探討了什麼樣的人才算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回顧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滿，覺得自己東征西討，建立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郭靖卻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殺的人多未必算是英雄。這個看法就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把《射鵰英雄傳》的思想向上提升了一步；2、金庸小說雖然描寫古代的題材，卻滲透著現代的精神。傳統武俠小說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它們在弘揚俠義精神和同時，也留下了諸如嫉仇嗜殺、熱衷仕途、漢族本位、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的印記，金庸作品則對此類思想觀念實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懷著家仇國恨對完顏洪烈實現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了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他自己想父親的仇雖然報了，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3、金庸改革了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從浪漫主義走向象徵寓意，這種創作方法上的革新不僅大大豐富了武俠小說的表現手段，更使作品於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層次的思想意蘊，從而極大地擴充了這類小說的藝術容量；4、金庸小說還包含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體現了過去武俠小說從未有過的相當高的文化品味。金庸武俠小說雖然產生在香港商業化環境中，卻沒有舊式武俠小說的低階趣味和粗俗氣息，以寫出“義”為核心，涉及儒、道、墨、釋、諸子百家，又涉及中國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以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金庸小說還廣泛借鑑吸收了各種文學乃至戲劇和電影的長處，重視小說情節的內在邏輯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金庸還常常用戲劇的方式去組織和建構小說內容，使某些小說場面獲得舞臺演出的效果，如《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牛家村秘室療傷時，透過一個小孔看到外面一撥又一撥人來了又走的情景，以及柯鎮惡躲在鐵槍廟塑像後面慢慢獲悉歐陽鋒殘害江南五怪後嫁禍黃藥師的真相，都吸取了戲劇舞臺排程的手段，使作品情節內容更加豐富。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994《射鵰英雄傳》（4）

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場“金庸之爭”，實際上可以說是文學界的“雅俗之爭”，或者說是“通俗文學”經典化的實踐，這場爭論更深層次的是反映出在已經初步完成思想解放的90年代中期，大批學者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