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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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紀80年代，才算正式進入了兩地。1984年11月，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了金庸第一部著作《書劍恩仇錄》，開內地出版金庸小說之先河，從1984年到1985年，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達到了一個出版高峰，在出版資源並不豐富的80年代，內地有數十家出版社在同一時期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也令其同一作品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版本。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俠小說中，有根據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體版《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更有多達七八個版本的《射鵰英雄傳》，其時，由於國人版權意識淡薄，除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之外，均未獲得金庸本人的授權，一時間盜版氾濫，令金庸1994年在正式出版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寫道，“出版的過程很奇怪，不論在香港、臺灣、海外地區，還是中國大陸，都是先出各種各樣翻版盜印本，然後再出版經我校訂、授權的正版本。”這些翻版或盜印的武俠小說的傳播，一方面反映出改革開放初期，長期處於意識形態桎梏下的社會普遍審美情趣，在完成思想解放後，經由自我選擇轉向注重娛樂性和消遣性的面向，另一方面更推動了除“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之外的“通俗文學”的正當化與合法化過程。繼而，隨著由香港影星翁美玲、黃日華等主演的83版《射鵰英雄傳》，及劉德華、陳玉蓮等主演的《神鵰俠侶》等電視劇在內地的熱播，更令金庸作品在改革開放初期風靡神州大地。

然而，金庸武俠小說最終被認可，依然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在中國，小說曾長期被視為“小道”和“末流”，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學革命將西方文藝思潮引入中土，打破了世人對於小說的偏見，但藉助這場運動進入“正史”的卻只是“五四”先驅者們所創作的新文學小說，中國民間傳統的“通俗小說”卻依然無法走入文學正殿。1949年以來，依據“左翼文學”所確立的文學正規化，將“通俗文學”置於“社會主義文學”的對立面，令“通俗小說”在中國內地幾近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大眾文藝”。*時期，高度集中又機械的“進步/落後”的二元對立邏輯更是將“通俗文學”連根剷除，“代表大眾”的“工農兵”文藝中的娛樂性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意識形態教化功用。改革開放後，原有的僵化的思維模式和失衡的評判標準遭到質疑和否定，文學“禁區”不斷被突破，金庸武俠小說借這樣的契機進入內地。1994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推出36冊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一經上市，便迅速佔領了內地巨大的銷售市場，此後每年都維持著穩定的銷量。

1994年8月，王一川等學者編輯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出版，小說卷編者王一川將金庸列為小說家第四，僅次於魯迅、沈從文和巴金，位居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之前，而以往內地學界一向推崇的茅盾竟未能入選，訊息一經傳出，文壇譁然，面對質疑，王一川則表示，“長期以來，我們僅以‘現實主義’這一個標準衡量文學創作，這未免失之偏頗。金庸作品的特點是，用通俗手法表現深刻內涵，情節和細節雖然荒誕，但寫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時強調“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豐富了中國小說的型別，有推崇、肯定的內在價值。我們編選的這套書也是力圖透過這種新奇排列，為文學界帶來一種新穎的眼光”。　。。

1994《射鵰英雄傳》（3）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儀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嚴家炎教授發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一文作為賀辭，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指出“如果‘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閒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革命，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後，1995年，嚴家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正式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引入中國最高學府文學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評說：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鎮”。

這一系列舉動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正當一批學者驚喜的發現文學史中的“新鮮血液”，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動力量，並試圖將金庸引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批評界亦傳來了反對呼聲。1994年12月2日，《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