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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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國內三年戰爭到建國後的大躍進，再到*以及之後，富貴的生命頑強地延續著，他見證了社會的變革也見證了家族與家庭的破敗，然而他又能夠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生命的過程，或許在這個過程是充滿者苦澀但懷想對於一個孤獨的人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劑良藥，最起碼，那一瞬他是有過平實的快樂的。但是，活著的富貴，更守望著他活著的生命與意義，他曾經的奢侈生活、貧瘠的生活、希望的生活、慌亂的生活、悲慘的生活……就成為了他的生活的全部註釋。而他站在田間的述說是平靜的又是充滿著驚心動魄的，那一刻刻的講述如流水一般漂過，而我們的唏噓也似乎匯入其中。

餘華的《活著》就是這樣的充滿動情，當然他的敘述裡蘊涵了多少的理性與悲鳴，他自己能夠很好體味，而我們也似乎能夠感受到他心靈的脈動。《活著》以其平實內斂的激情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並註定成為時代的經典，流傳不息。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92《活著》（2）

《活著》的出現是餘華的偶然，也是必然。就他本身而言，是天分使然，也跟他自身的創作勇氣與努力分不開，另外亦可說是時代使然。因為80年代後期，文學在逐漸向內轉，也逐漸衝擊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清理著“十七年”由於“當代性的抽取與改造”而引發的文學異化，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尤其需要文學作為建設性的功利性的意識形態力量而存在”弊端的糾正與疏導，今天回過頭來看，可以肯定的是自8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方興未艾的“新歷史小說”，諸如《活著》、《呼喊與細雨》、《白鹿原》、《蒼河白日夢》以及蘇童的“楓楊樹鄉村系列”和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家族史、鄉野記憶等敘事，恰恰是新的文學歷史話語轉折的標誌，是出於文學重構歷史的內在需要，顛覆與崩解了既成的意識形態結論，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話語言說機制和意識形態特徵。

在餘華的敘事轉身中，回到民間性應該是他本質上的追隨與屬性。陳思和、逸菁的《逼近世紀末的回顧和思考——九十年代中國小說的變化》（《文學報》，1995年12月21日）認為：

餘華故意繞過現實的層面，突出了故事的敘事因素：從一個作家下鄉採風寫起，寫到一老農與一老牛的對話，慢慢地引出了人類生生死死的無窮悲劇……這個故事的敘事含有強烈的民間色彩，它超越了具體時空把一個時代的反省上升到人類抽象命運的普遍意義上。民間性就是具有這樣的魅力，即使在以後若干個世紀後，人們讀著這個作品仍然會感受到它的現實意義。

而這一屬性是否就是意味著餘華的創作發生了極大的轉向：即從現代性向迴轉至民族性或民間性？　應該說，這是一種潮流與趨勢，因為進入90年代之後，有意思的是，80年代後期一批“激進的”先鋒作家，對寫作身份、角色與語境有了深刻的困惑，並試圖尋找突圍與重新定位，之後進入一種相對“平和”的狀態。比如蘇童率先沉迷於歷史敘述，餘華開始平靜地關注民生的生態。

餘華80年代的小說《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等，沉迷於暴力與死亡，對身體的施暴與詳細展示，被評論家認為是對讀者閱讀經驗的“顛覆”，令大多數人不能夠接受，也因此遭受不少非議。餘華從理性來講，餘華不認同寫暴力，但在寫作時又非常振奮。餘華說：“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活著〉前言》）或許，分裂造就了餘華的審美正規化——與現實和諧的表達。其實，餘華自幼在醫院生活的童年記憶，加上餘華的精神成長更能夠揭開敘述轉變與伸張的秘密。川端康成、卡夫卡，還有福克納，他都曾經迷戀，福克納曾告誡作家：“最卑劣的情操莫過於恐懼。”如果我們以反思維來解讀餘華從中獲得的感悟的話，應該就是人應該拒絕恐懼、即便是死亡與災難。

餘華的《活著》分明試圖克服這種悲慘，儘量規避許多死亡和那令人髮指的暴虐殘忍的場面，擺脫陰暗的氛圍與夢幻色彩，對人類生存苦難意識的關注，並告訴人們人因與死亡的抗爭而獲得尊嚴。應該說，至此以餘華等為代表的先鋒小說以死亡為切入點考察普通人的生存狀況、人的精神本質獨特的超越性達到相當的深度，從現實生活中超脫出來，獲得了一種獨立的精神品格。當然，《活著》成為了有效的詮釋與範本。可以說，他對生命生活的理解本身就是《活著》，而《活著》就是餘華內在生命本質與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