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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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了批判，而不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表現。在林道靜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斷增加，一方面是消極因素的不斷減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經經歷並且還要繼續經歷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黨章上所規定的，她都做到了，並沒有歪曲共產黨員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點所規定的情節，表現了與工農的結合，它沒有必要，要沒有可能去完成額外的任務。至於林道靜愛情生活的描寫所產生的副作用，那是由於時代不同和讀者誤解所而產生的，並不是作品本身的缺點。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中，對這部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作了較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並具體說明了應該怎樣用正確的思想方法來評價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靜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思想內容上沒有原則性的錯誤，藝術表現方面還有需要提高之處，因而，象郭開同志那樣全盤地否定它，而且從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對的。”

1960年初，《中國青年報》還進行了“怎樣正確認識餘永澤這個人”　的討論，對有些人把餘永澤當作“夢中的情人”、“溫柔的丈夫”、“*”和“人情”的化身等觀點，提出了批評。橘子的《這是一場兩種世界觀的鬥爭》（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對這場討論作了總結性綜述。

這場討論之後，作者對小說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結合討論，不斷總結《青春之歌》的創作體會，先後寫過《我為什麼寫〈青春之歌〉？》、《什麼力量鼓舞我寫〈青春之歌〉》、《談談〈青春之歌〉裡的人物和創作》（1958），《談談林道靜的形象》（1977）等等。

“*”期間，小說與電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說成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的特大毒草；全國許多報刊持續發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鬥爭，並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幫”，才與其他作家一起獲得解放，作品也於1978年再次出版。

在新時期之後，一些青年讀者在閱讀《青春之歌》時要提出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反饋到了作者那裡，楊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後記”中，就此說道：“我深知它今後仍然不會一帆風順，仍然會遭到某些非議。”“一位澳大利亞的來我國學習的留學生，去年寫信給我說，他的老師就曾批評《青春之歌》不該增加農村鬥爭那幾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問我對此有什麼意見。還有的青年作家，說《青春之歌》是個“表達既定概念的作品”。還有的人說，這小說不過是“愛情加革命”的圖解云云。他們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麼，不喜歡寫什麼。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於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瞭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嚮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這隻有請讀者原諒了。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58《青春之歌》（4）

楊沫於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後，有關其人其作的議論餘波依然沒有停息。先是早年與楊沫有過戀情並被認為是餘永澤原型的張中行，於其自傳《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裡，在談及早年的關係之後，特別就自己與楊沫的《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關係做了這樣的說明：“五十年代，她寫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觀，她怎麼想的，我不知道，客觀，看（書及電影）的人都以為其中醜化的餘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為一，我一生總是認為自己缺點很多，受些咒罵正是應該；二，她當面向我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作歷史看。聽到她的解釋，我沒說什麼，只是心裡想，如果我寫小說，我不會這樣做。”

在楊沫逝世之後，楊沫的兒子老鬼出版了《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一書，在書中大膽地寫出了母親楊沫的真實一生，不僅凸顯了楊沫獻身抗日救亡、寫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對世事人生的清醒與迴歸，寫出她成功背後的艱辛、曲折和內幕，而且把楊沫人生旅程中非陽光的一面，乃至個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實地袒露出來，讓人看到她的苦惱與孤獨，世俗與無奈。其中談到隨著《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編成電影之後，給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