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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論，正式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廣場張貼、傳抄的詩詞被指控為“反動詩詞”，“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此後的幾個月裡，寫作、傳抄、儲存這些詩詞的行為，受到追查，一些人為此受到*，被定罪、囚禁。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宣告結束。
1977年1月8日，在周恩來總理逝世一週年之際，以“童懷周”為筆名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十六名教師，油印了《天安門革命詩抄》，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援。隨即，他們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的名義，從徵集到大量作品中選出1500多篇，編成《天安門革命詩抄》、《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天安門詩詞一百首》、《天安門詩詞三百首》、《“四五”運動紀實》和《天安門運動畫冊》等書。1978年12月，在《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的基礎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門詩抄》，由當時任*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題寫書名。《詩抄》收入了六百餘篇詩文。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收古體詩、詞、曲、輓聯等；第二輯，收新體詩；第三輯，收悼詞、誓詞、祭文、散文詩。在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
這些凝聚著革命人民的血和淚的詩詞，無不出自作者們靈魂深處的吶喊，因此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革命群眾看了愈益鬥志昂揚，敵人看了則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無論在我國還是世界文學史上，它們必將佔有光輝的一頁。
從藝術的衡量標準來看，這些詩詞雖然並非如編纂者所說的藝術性“達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門詩抄》裡，是凝聚著百萬人民的集體創作行為以及蘊藏其中的集體意志與情感，這些作品的背後隱含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場”——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詩，都不是某個人的聲音，每一個作品實際的書寫者，每一種聲音的實際發出者都是‘人民’這個範圍巨大的群體。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說：“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有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鬱積在人民心底的憂憤，終於以詩的方式爆發了。
1976《天安門詩抄》（2）
在確定《天安門詩抄》的時代意義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思考歷史本身的複雜性。歷史的敘述並非是單元的而是多元的，並非是線性的而是複線的。歷史在敘述自己的時候會有意無意地遮蔽著一些“意義”。所以，當文學史敘述有意無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門詩歌”時，歷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當天安門詩歌運動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時，“主流”的《詩刊》，扮演了政治風向的積極呼應者。在5月號上，不僅全文轉發了“兩個決議”，即《*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中央關於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均據新華社1976年4月7日訊）。還原文發表了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天安門廣場講話以及為勝利平定“反革命運動”而配發的一組詩。其中《兩個決議捧手上》一詩，編者還特別為作者加了註解：“本詩作者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別榮立個人二等功”，以達到其宣傳的目的。同期刊登的還有田間的《寫在金水橋旁》和臧克家的《工農兵鐵拳奇高舉》、《聲討*》等詩。田間繼續著他的戰鬥體的詩歌傳統：“萬里神州雷動，/痛擊翻案妖風。//鯤鵬展翅九重，/蓬雀瑟縮哀鳴。//一出‘納吉’醜劇，/妄圖演出成功。//莊嚴天安門前，/豈容魔怪橫行！ //無產階級專政——/東風橫掃殘雲。//兩個決議公佈——/紅日噴薄東昇。//金水浪花翻湧，/勝利不忘鬥爭。//翹首瞻望北斗，/高路繼續攀登。”臧克家的詩歌，呈示了與當時天安門詩歌完全相對立的立場：“批鄧聲勢如狂飆，/敵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時節天安門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鬧。//謠言、歪詩、黑傳單，/妄把紅白亂顛倒。/大好春光黑煙燻，/白日縱火毒焰高。”
這一期的《詩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門詩歌運動”對立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音在以後的文學史中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