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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陽天〉中蕭長春的形象》(汪璞,《北京日報》1965年2月23日)……可以說,全都是稱讚,沒有任何不同意見。閱讀這些評論,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對於某部問世未久的新作,輿論能夠如此一致、決絕、鮮明地給予政治上的好評,非常罕見。人們稱讚它:“抓住了階級鬥爭,寫各種人物都有階級分析”;“看過這部作品,學習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這部小說,寫出了不同階級在鬥爭中的不同表現”。
小說第三卷出版時,正逢“無產階級*”爆發。不久,過去“十七年”間所有的作品,均點名或不點名地成為毒草,《豔陽天》成為唯一一部從“十七年”順利進入“*”並存活下來的作品。不僅如此,事實上《豔陽天》在“*”中享有革命文學典範的地位。1974年,“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初瀾”,再次發表文章,給予《豔陽天》極高的評價,文章說:
浩然同志的長篇小說《豔陽天》,是在我國文藝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產生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長時期以來,受到廣大工農兵讀者的熱烈歡迎。這部小說,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為指導,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蕭長春的英雄形象。在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在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堅持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鬥爭中,探討和研究《豔陽天》的思想藝術成就,對於批判*販賣孔孟的“克己復禮”、“中庸之道”,肅清“階級鬥爭熄滅論”在文藝領域中的流毒,反對文藝創作中的“無衝突論”和“中間人物論”等,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努力塑造工農兵英雄典型,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根本任務。蕭長春,是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湧現出來的成千上萬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豐滿而感人,很重要的一點,是由於作者在創作中運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透過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的途徑,突出地刻畫了蕭長春的英雄形象。(《在矛盾衝突中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評長篇小說〈豔陽天〉》,《人民日報》1974年5月5日)
對《豔陽天》評價出現分歧,是在“*”以後。其情形特點是,譭譽不一,針鋒相對。譽之者視為異寶,毀之者全盤否定,雙方似乎均不留其他選擇。當然,在評價之外,也漸有注重文字解析的研究性論文,例如葉君的《論〈豔陽天〉》(《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延伸閱讀
浩然:《為誰而寫作》,《中國建設》1972年第5期
鄭實採寫:《浩然口述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盧新寧、胡錫進:《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環球時報》1998年9月20日
葉君:《論〈豔陽天〉》,《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杜秀珍:《〈豔陽天〉再解讀史》,《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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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天安門詩抄》(1)
體裁:詩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編
出版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78年12月
(王巨川 撰)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給阿蘭尼的信》中說:“假如人民在詩歌當中起著統治的作用,那麼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統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這句話也恰當地指喻了發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而爆發的一場震驚中外的 “四五”運動——天安門詩歌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廣大民眾紛紛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並藉此表達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憤怒。“憤怒出詩人”,詩歌成了這場革命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上百萬人,花圈的海洋、詩詞的海洋、悲痛和憤怒的海洋。人們把書寫的詩詞、輓聯和文章張貼在廣場的燈柱、紀念碑的護欄,掛在松柏枝葉間,“誦者聲淚俱下,抄者廢寢忘食”。“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等等詩歌,被朗誦、傳抄及徵引一時。還有讚美這些詩詞:“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鱉兵》之十)4月8日,“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