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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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肅清流毒，打掉這些幫風幫氣幫文了。事實並非如此。在此相當時期內，我們還不得不在批判陰謀文藝之後，又要與一種我把它叫作‘轉移文藝’的東西作鬥爭。”（《打破精神枷鎖，走上創作的康莊大道》，《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馮牧所說的“轉移文藝”，就是那種換湯不換藥的風派文藝，即昨天還在批“走資派”，今天就以同樣的方式批“四人幫”，還有那種冥頑不化的“主題先行”的現代八股。正是這樣的背景，為《班主任》的脫穎而出作了鋪墊。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脫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無法卒讀，在當時卻讓人有石破天驚之感，因為它首次公開衝破僵化機械、千篇一律的“*”文學模式，開始面對真實的生活，朦朧中演繹了中斷已久的現代性啟蒙的主題，肯定了知識與理性的價值。事實上，這是劉心武決心告別“假門假事”的“*”文學模式，“動真格兒”寫出的第一篇小說，對他的文學生涯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他自白的那樣：“《班主任》是我摒棄‘四人幫’‘主題先行’、‘路線出發’那一套‘幫規’‘幫法’以後，思想初步解放，敢於正視現實，從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發，經過對創作素材的反覆深入，甚至可以說是艱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後形成較成熟的構思，又在提筆後隨著感情的奔騰，而儘可能往深裡開掘，最後又幾經修改，才終於定稿。”這段話展示了劉心武掙脫“*”寫作模式的艱難過程，很是耐人尋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擺脫一種長期形成的寫作積習談何容易，甚至從劉心武的這番話語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題先行”的味道。事實上，從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寫作並未跳出“主題先行”的掌心。然而，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儘管只是淺層次，《班主任》開始直面現實生活，並且觸及嚴峻的問題——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創傷問題。惟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氾濫成災的“轉移文學”，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

1977《班主任》（3）

然而，劉心武畢竟不是時代的先覺者、超越者，而是一位與時俱進、得風氣之先、勤奮高產的作家。比起同時期的“地下文學”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顯得相當膚淺和曖昧。這表現在作者儘管聲討“四人幫”，對“*”卻不否定，採取迴避的態度，然而文中對“*”序幕的“四清”運動讚許的口氣，足以表明劉心武對那段歷史的認識，有“只見樹葉，不見樹幹”的侷限。這其中固然有寫作策略上的考慮：當時*中央剛宣佈“*”結束，尚未給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之後的事情。在這種形勢下，劉心武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回避，採取迴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護的因素，認識上的侷限應當說是更為內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認識上的侷限，使《班主任》恰到好處地契合了當時政治的需要，在中國文壇一炮打響，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啟幕之作。

1977年，中國文壇尚處在“*”文學的巨大歷史慣性中，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班主任》雖然在主題意蘊上衝破了“*”模式的束縛，但在藝術形式上仍是原來那一套。比如張老師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儘管作者寫他外表“實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卻是一個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沒有留給這位36歲的壯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間。再比如，《班主任》的敘事基本上沿襲“*”文學路線鬥爭的框架，張俊石老師接受小流氓宋寶琦的插班，排兵佈陣，運籌帷幄，就像是在指揮一場戰役，最後以張老師的勝利在望而告終。這種敵我對抗、我方必勝的敘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問題的深刻性。

時過境遷，《班主任》幾乎褪盡顏色，唯有謝惠敏人物形象是例外。可以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具深刻內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劉再復高度評價這個藝術形象：“謝惠敏作為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重壓下扭曲、變形，靈魂的活力被窒息，這是值得悲哀的，這種扭曲和窒息發展到了她本身並不感到痛苦和苦悶的程度，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當她反過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去壓抑扼殺另一個活生生的靈魂時，這就進入更深層的悲哀了。劉心武無意之中寫出了一個深邃的靈魂時，喚醒和震動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謝惠敏式的潛意識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們深沉的共鳴、激動、反省。”（《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