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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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推向每一片綠葉》，《讀書》1985年第9期）許子東認為：《班主任》對宋寶琦和石紅的描寫，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學”模式，唯獨對謝惠敏的描寫第一次劃出“傷痕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界限，在初期的“傷痕文學”中，沒有哪個形象能達到謝惠敏性格具有的藝術深度，他這樣分析“謝惠敏性格”的實質：“僅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邦的毒害而不自覺’嗎？為了保護農民的莊稼因而不準同學帶走一束麥子；對黃色書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錯劃’進去；艱苦樸素到了天熱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這些謝惠敏式的行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萬歲’背景下或出現在六十年代中學生齊抄《雷鋒日記》的時候，又會得到怎樣的評價呢？——雖然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挑戰性劉心武當時還沒有足夠的重視，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細節把握的分寸感，事實上卻已經為無數熱烈追求政治進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樹立了一面反思的鏡子，照出了他們成長道路上的某一側面：謝惠敏的錯誤究竟是錯聽了‘四人邦’的話呢，還是錯在不該只聽別人的話而自己不思考？謝惠敏的悲劇究竟是工作不踏實革命不堅決為人不樸實呢，還是缺乏獨立的人生意識，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權利都‘上繳’了進而一切聽從別人的安排？”（《劉心武論》，《文藝理論研究》1987年第4期）書包　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