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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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效應不斷，時過境遷，歷史記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成了劉心武的“名片”。
《班主任》以張俊石老師接受一個小流氓插班的過程為線索展開情節，揭露“四人幫”對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當時產生極大的反響。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一個是渾渾噩噩的小流氓，一個是品行端正、根紅苗正的班幹部，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矇昧上，在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無知上，卻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麼書也不讀而墮落於無知的深淵”，後者輕信盲從，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黃書”；鑑於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作者驚呼：“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問世的過程頗具一波三折的戲劇性。《人民文學》編輯部接到這篇稿子後，內部引起強烈震動。據當事人劉錫誠回憶：雜誌副主編劉劍青讀這篇小說時，“伏案流淚，情緒無法控制”，向他推薦是一篇“極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發表。時任小說散文組負責人的塗光群這樣回憶：“《班主任》這篇稿件來到編輯部後，責任編輯覺得它對‘四人幫’的揭批是深的，但問題提得太尖銳……稿件送到編輯部負責人那裡，他也說沒有把握，這才送到主編張光年那兒，請他拍板定奪。”張光年審閱後，召集編輯部三級編審人員在自己家裡開會，綜合大家的意見後，認為：“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見。經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學》1977年11期以頭條位置發表。
《班主任》發表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雪片一樣地飛來。雜誌發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財貿系統的女青年寫來的信，表示“在激動之餘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自己的思路才好”，認為《班主任》“衝破了‘四人幫’千篇一律的文風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縛”，透過“藝術的、現實主義的描寫，無情地揭露了、控訴和鞭撻了‘四人幫’這夥禍國殃民的蟊賊。”為此，《人民文學》1978年第2期專門開設欄目，刊登讀者來信。與之同時，《文學評論》先後兩次為《班主任》召開座談會，一次是與北京第一機床廠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學同學的座談，一次是文學圈內人士的研討，前者對《班主任》的現實意義、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後者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認為《班主任》的出現，標誌著“被‘四人幫’破壞中斷了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恢復”，並將它與“暴露文學”、“問題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劃清界限。老作家嚴文井激動地為《班主任》正名：“如果說《班主任》是‘暴露文學’，那是暴露‘四人幫’的文學；如果說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那是批判‘四人幫’的革命現實主義；如果說是“問題小說”，那麼‘四人幫’留下的問題成堆，《班主任》提出了問題，這僅僅是開始，還應該有一大批這樣的‘問題小說’出世才好。”在這樣強大的呼聲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榮列首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榜首，中國作協主席茅盾親自向劉心武頒獎。
1977《班主任》（2）
《班主任》能夠在當時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決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後期），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新的歷史拐點。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負面不斷地膨脹，到“*”時期，已異化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合理的內涵至此喪失殆盡，終於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澤東逝世為契機，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一片沸騰，共同慶祝，正是最好的表徵。國家的意志，民眾的願望，知識分子的心聲，此時形成合力，如此的盛況可謂千載難逢。然而，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期形成的觀念和思維慣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其時，“四人幫”雖已粉碎，兩個“凡是”依然禁錮著人的頭腦。當時“思想解放”派與“兩個凡是”派正在較量，處於對峙的狀態。在這種形勢下，迫切需要另一種力量出來打破這種僵局。在風雷激盪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文學經常充當政治的馬前卒，小說首當其衝，《班主任》的出現，正好應合了這種需要。
從文學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義。隨著“四人幫”倒臺，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就大量湧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作品無論思維方式還是結構模式，與此前批“走資派”的幫八股沒有什麼兩樣。其情形正如馮牧描述的那樣：“一個時期內，我們看夠了幫風幫氣的作品，這真是一種苦難，本以為粉碎‘四人幫’後，不很長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