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讀的中國帝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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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個術語，叫“名實兼收”。那麼，究竟什麼是“名”，什麼是“實”呢？對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釋：“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他進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云名實兼收。”這種名實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誠，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潔無私，實際卻是善於鑽營者。他們對自己應盡的有關吏治民生的職責並不上心，專以逢迎上司為能，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託，巧吞錢財，很是神通廣大。結果，既撈到了實惠，又博得了美名，實在是名利雙收。相反，那些“樸實無華，敦尚實治”的官員，卻備受壓抑和排擠，由於他們實實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開，到頭來錢財沒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謂“名實”皆無。面對這種吏治敗壞的狀況，雍正嚴加整頓，針鋒相對地提出新的名實觀，這就是：以百姓稱頌為名，以奉公盡職為實。雍正要一改官場上的腐敗觀念，樹立一種新風。

看到雍正嚴懲貪汙受賄的官員，有人為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工資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個度，哪有餓著肚子辦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說：“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個敢講真話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對他很賞識。一次，李元直遞上一道奏摺，他說：現今一些大臣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認為可以，沒有一個敢說不可以；皇上若認為不可以，則沒有一個敢說可以。李元直進而直言，這種陋習在中央六部隨處可見。講這樣的話，固然要有膽量，而聽的人就更需要胸懷。雍正認為李元直“真實任事”，說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內廷面談，還一起吃荔枝，鼓勵他以後仍要“盡言毋懼”。

實心任事，是雍正對內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頒諭給各省封疆大臣說：朕望天下總督、巡撫大員，“屏棄虛文，敦尚實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撫黃國材在一件奏摺內表示要“實力奉行”，雍正在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給江蘇巡撫張楷的一條硃諭中，雍正談到：為官者要有所作為，“惟以實心行實政，重公忘私，將國事如身事辦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謝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訓導，要他“做實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奮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親理政務。他白天無一刻清閒。上朝研究政事，聆聽大臣面奏，商討各種建議，處理突發事件。晚間則要批閱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親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兒子乾隆帝，他沒有南巡北狩，巡視祖國大地，視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辦公桌上度過的，他的生活是很單調乏味的。可以說，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歲就死了，可以說是累死的。歷史上這樣的皇帝還沒有過。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華山回京覆命時，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裡，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聖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閒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聖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聖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恆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準，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准的事敢於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摺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採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主管雲貴廣西三省軍政要務的總督鄂爾泰，也是以“不計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於國”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撫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