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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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梁漱溟。同學少年，最富熱情，梁漱溟與廖福申、王毓芬、姚萬里結為自學小組，廖的年齡稍長，腦筋靈活，點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樓吃蟹飲酒，廖福申一時興起，說是同輩間稱兄道弟義結金蘭很無謂，倒不如以各人短處命名，藉資警誡。此議一出，眾###贊，大家都請廖來主持，他也不謙讓，略一思索，即給王毓芬取名為“懦”，給姚萬里取名為“暴”，給梁漱溟取名為“傲”，給自己取名為“惰”，均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讀中學時傲的表現確有一端，那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特別喜歡作翻案文章，有時出奇制勝，有時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國文教師十分惱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捲上批了這樣一句話：“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詛咒了。好一個“傲”字，猶如硬幣的兩面，既是梁漱溟的短處，也是他的長處，他一生吃虧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說是一種向上的力量，他能見賢思齊，並非目無餘子。讀中學時，他欽佩郭人麟的學問，郭比他低一班，對《老子》《莊子》《易經》和佛典頗有心得，尤其推崇譚嗣同的《仁學》，其境界相當不俗。梁漱溟將郭人麟平日言談集為一巨冊，題為“郭師語錄”，遂被同學譏為“梁賢人、郭聖人”，梁漱溟恬然處之，全無愧色。

時勢往往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氣方剛，身處一個急劇動盪變革的時代，要麼改良，要麼革命，沒有第三條路好走，在同學甄元熙的影響下，梁漱溟放棄君主立憲的改良主張，選擇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辮子，毅然加入汪精衛領導的京津保同盟會。梁濟是改良派，他告誡兒子不要鋌而走險：“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孰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從其後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第一次發生了衝突，各執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輕氣盛，自以為真理在手，不遑多讓，出語頗不冷靜，梁濟的感情受到傷害。

從順天中學堂畢業後，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國報》做記者。《民國報》的社長是梁的同學甄元熙，總編輯是孫炳文。梁原名煥鼎，字壽銘，寫稿時常用筆名“壽民”和“瘦民”，孫炳文則想到另一個諧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說法，漱於滄溟則是何等空靈，何等氣派！從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誠團結，永不分離。梁漱溟剛腸疾惡，又如何看得慣民國官場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再加上那班豬仔議員全然不以國事為念，只知嫖賭逍遙，蠅營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極為厭惡。他遭遇到有生以來的第一場精神危機，讀過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之神髓》後，他對私有制的憎恨難以平息，對人世間觸目可見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難以釋懷。煩惱愈積愈多，卻無法開解，無處宣洩，梁漱溟感到極度的精神苦悶，於是他決定自殺，尋求一了百了的解決方式，所幸室友及時察覺苗頭，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經此變故，梁漱溟放棄了社會主義，轉而信奉佛學，他決定遵照袁了凡的那兩句話——“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認真做去。梁漱溟啃讀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人一降生，就與缺乏相伴俱來。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滿足是暫；缺乏是絕對的，缺乏之得滿足是相對的。人生的苦樂並不決定於外界環境的好壞，純粹取決於主觀，根源在自身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慾望無窮盡，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會冒出來，很難全部滿足。當時，梁漱溟頗有點走火入魔，他十八歲即立誓不結婚，十九歲開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眾生，他決定從實處做起，精研醫術，懸壺濟世。

執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上連載《窮元決疑論》，其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論，獨崇佛學。說來湊巧，蔡元培剛從歐洲回國，已接任北大校長，他讀到這篇文章，發生興趣，便決定聘請梁漱溟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試想，一位二十四歲的青皮後生，沒上過大學，沒喝過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睞，就可以手執教鞭，登上北大哲學系的講堂，別說現在我們無法想象，當年也無法想象，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群賢薈萃，百家爭鳴，梁漱溟躋身其間，感到不小的壓力，他深恐不能勝任這一教職。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擔心難以擔當這個職位，只權當來這裡研究、學習好了。”天下有這樣香噴噴的餡兒餅砸中梁漱溟的腦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開“佛教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