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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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印度哲學”課程，又開“孔子哲學之研究”，既替釋迦說個明白，又替孔子說個明白，佛儒並舉，兩不偏廢。

正當梁漱溟的思想邁向豁然開朗之境，其父梁濟卻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梁濟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於清朝的覆亡，更痛心於“風俗”和“正義”的墮落。他一度也想尋求精神的出路，兩次投書剛由歐洲歸國的梁啟超，五次踵門拜謁，求寫一副扇聯，均未得一字迴音，未獲一面之雅。其後，他從報紙上得知梁啟超為伶界大王——“小叫天”譚鑫培題寫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的溢美之詞，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離六十歲生日只差幾天，梁濟完成《敬告世人書》後，即自沉於北京積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產生震驚作用，讓譭棄傳統道德的世人捫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遺書中寫道：“其實非以清為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為本位。”他認為世局日益敗壞，竟至於不可收拾，乃是由於一班政客軍閥朝三暮四反側騎牆，不識信義為何物所致。梁濟的自殺早於王國維的自殺，他的死確實產生了轟動效應，報章連篇累牘地報道，國務總理不甘人後，也寫了還願匾。廢帝溥儀則乘機頒“詔”，賜諡褒獎。有哀感生敬者，當然也不乏批評蔑視者。梁濟自殺後，梁漱溟深感內疚，他回憶父親對他的多年教誨，反思自己的一貫忤逆，不禁深深自責。經此人倫慘變，梁漱溟閉關讀書，苦苦思索，兩年後，他宣佈棄佛歸儒。對此，他的說法是：“我不是個書生，是個實行的人。我轉向儒家，是因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與人世間的需要不相合。其實我內心仍然持佛家精神，並沒有變……佛家也有派別。小乘過去被人稱為自了漢。大乘則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為了度眾生。度眾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這麼說，梁漱溟的道德勇氣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導他實踐的則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兩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獨崇佛學期間，不僅茹素不婚，還發願要出家，直到父親自殺後，他才自咎不孝，放棄披剃的念頭。1921年，梁漱溟經友人伍伯庸作伐，與伍的小姨子黃靖賢結為夫婦。梁在相貌、年齡、學歷上都無計較，只要對方寬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眾就行。黃氏識字不多，體格健壯，毫無羞怯之態，夜晚就睡，或側身向左而臥，或側身向右而臥，終夜睡姿不改變。黃氏為人木訥，性格乖僻，梁漱溟忙於治學，忙於社交，偶得閒暇，仍是老僧入定，陷於冥想而不能自拔。黃氏看不慣梁漱溟這副呆相，梁漱溟對黃氏則是能避則避，能讓則讓。黃氏曾指責梁漱溟有三大缺點：一是說他好反覆，每每初次點頭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決；二是說他器量狹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說他心腸硬，對人缺少惻隱之情。夫妻相處十三年，一直貌合神離，同床異夢。1934年，黃氏病逝于山東鄒平，梁漱溟的悼亡詩居然毫無感傷色彩：

我和她結婚十多年，

我不認識她，

她也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

她不認識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

多一些時間工作。

現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處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時間思索，

更多一些時間工作。黃氏說梁漱溟心腸硬，這似乎是最好的佐證。梁漱溟此時年屆不惑，已經勘破生死。鰥居十年後，梁漱溟方才續絃，與陳淑芬結縭。婚宴上，一向拘謹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發少年狂，擺開功架，唱了一出《落馬湖》，令眾賓客捧腹大笑。陳淑芬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比梁漱溟小六歲，性情溫和，修養到家，她不僅使梁漱溟擁有安樂的後院，還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濃厚的暖色調，有了輕鬆愉快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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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貴在踐行

梁漱溟從來都只認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他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特意講到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梁漱溟手跡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面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