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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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於環境惡劣、時勢兇險、情緒低落、精神苦悶等多種因素交相煎迫的結果。其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毫無疑問，王國維心目中的“仁”、“義”與諸君子所持守的“仁”、“義”大相徑庭。在同樣的處境下，他毅然尋死，而諸君子則奮然求活，完全由價值取向和精神韌度決定，無所謂誰高尚誰庸常，褒美一個，貶低一群，更無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將王國維列入“忠義傳”，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自沉之謎（2）

尸諫說　金梁力主此說，此說由殉清說派生而出。他在《殉節記》中寫道：“公殉節前三日，餘訪之校舍，公平居靜默，是日憂憤異常時，既以時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張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為代達，憤激幾泣下……”當時溥儀蟄居天津張園，鄭孝胥等數位親信環侍左右，羅振玉、王國維等遺老根本無法接近，更別說進言獻計，遜帝受奸小包圍，不顧危險，不謀進取，王國維對這種情形充滿憂慮，卻又無可如何，便採取尸諫的極端方式去激醒溥儀，這一邏輯推理未免失之簡單。

逼迫而死說　鄭孝胥、溥儀、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國維受羅振玉逼迫而死說。此說的源頭當是鄭孝胥，鄭孝胥與羅振玉交惡，於是借王國維自殺放出冷箭，不僅令遜帝溥儀深信不疑，還使歷史學家郭沫若信以為真。傳言說，羅振玉與王國維同在日本時，即合作做過生意，饒有盈利，王國維名下分到一萬多元，但他並未收取，存放在羅振玉的賬號上，其後羅振玉做投機生意，大折其本，王國維的一萬多元全打了水漂，他還欠下一屁股債務，單是償還利息一項，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國維自感經濟上沒有出路，便投水自盡。另有傳言，紹英曾託王國維變賣清宮流出的字畫，羅振玉將這樁美事包攬下來，可是出貨之後卻將所得款項（一千多元）悉數扣留，作為歸還的債款，王國維極愛面子，無法向紹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還有傳言，王潛明死後，羅振玉為女兒向王國維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費，使王國維無力招架。逼債說在情理上很難站得住腳，羅振玉識拔王國維於上海東文學社，當時王國維二十二歲，羅振玉三十三歲。羅氏之於王氏，猶如伯樂之於千里馬，他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多有幫助，還解除了王國維在生計方面的窘困。羅振玉經商有道是不錯，但總體而言，他是一位頗具素養的學者，不是那種鑽進錢眼就出不來的市儈，他研究學術，從來不吝嗇銀錢，他向王國維逼債，純屬無稽之談。王國維的幼女王東明曾作證，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沒有任何債務糾紛，王國維從未經商，也沒有倒騰過字畫古董。王國維自盡後，羅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順對錶兄劉蕙孫說，“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自咎之情溢於言表。

由羅振玉逼債說更衍生出王國維早年為羅振玉捉刀寫書說。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斷定《殷虛書契考釋》的真作者是王國維，陳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羅氏用四百元買斷此書的著作權，只因王國維性情厚道，“老實得像香腸一樣”，急於報恩，便讓羅振玉獨享其名。陳寅恪確曾在輓詞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酈寄騙呂祿出遊，使周勃乘隙潛入北軍，盡誅諸呂，是賣友的典型人物。在陳寅恪眼中，羅氏為人竟如是不堪！王國維死後，古器大出，羅氏卻反而擱筆，偶輯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學水平。羅氏晚年學力大退，著書立說，與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學者楊樹達疑竇叢生：“一人著書，竟自忘其前說，雖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後，陳夢家購得《殷虛書契考釋》的原始手稿，證明作者實為羅振玉，此說才不攻自破，歸於平息。

為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死說　陳寅恪力主此說。應該看到，他的觀點前後有不小的變化，起初他在悼詩中認為王國維之死旨在殉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其後深入思量，他認為殉清一說太窄狹，不足以彰顯王國維的精神境界，於是改造前說，作出新的推斷和進一步的發揮。王國維素以學術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華傳統文化。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