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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謂“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大倫”之意除指君臣之倫，已有更寬廣的外延。陳寅恪在《清華學校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更是邁進了一大步，徹底顛覆殉清說，他判定王國維並非為殉清而死，“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乃是為確保“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踐踏而死。從精神深處分析王國維自盡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陳寅恪頗得要領，應該說，這一通識頗有見地。王國維屢經世變，眼看詩書棄如土苴，冠裳淪為禽獸，卻無力振頹流於萬一，展抱負於少頃，思想不得自由，精神無法獨立，於是憤而投水，毅然斷絕外緣的紛擾和威脅。王國維自殺七年後，陳寅恪在《王靜安遺書序》一文中重申前說，對故友投水自盡深表同情，認為這是極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壯舉：“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王國維在遺書中囑咐陳寅恪為他整理遺稿，委託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尋常。事實上，也確乎只有陳寅恪這位大智者堪稱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自沉之謎（3）
厭世說 周作人、蕭艾等人力主王國維悲觀厭世說。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寫道：“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以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現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這一途了。”王國維體質瘦弱，面部蒼黃，鼻架玳瑁眼鏡，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歲的衰翁，他早年患有嚴重的腳氣病，肺部也有紕漏。1904年，二十七歲時，他寫《紅樓夢評論》，深受叔本華悲觀哲學的影響，已露出厭世的端倪，視人生之全過程無時無處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佰，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終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慾悉償，而更無所欲之物件，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為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又此苦痛與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減。何則？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又其感苦痛亦彌甚故也……”王國維飽經憂患，亂世的種種怪象、險象、惡象和兇象使他的厭世思想牢不可拔。腳氣病能導致肌肉萎縮、步態失常，還嚴重影響視神經，王國維的高度近視實乃腳氣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數月，染上肺結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為悲觀。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已論及解脫：“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惟非常之人為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觀之，則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苦痛之閱歷，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慾而得解脫之道。”王國維既觀苦痛，又覺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脫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和絕對。王國維的同庚好友蔣汝藻一度經商失敗，藏書抵押殆盡。王國維深感惋惜，致書相慰：“然山河尚有變移，不過當局者難為情耳。”其後，他又在致蔣氏之子榖孫的書札中強調：“天道剝而必復，人事憤而後發。”這說明，勉旃他人則易，寬解自己則難。王國維特別喜歡清人黃仲則的詩，尤其愛賞《綺懷》一首，“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讀之心有慼慼然。王國維詩詞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諸如“已恨年華留不住，爭知恨裡年華去”、“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這樣的名句，都與黃仲則的風格接近。
其他說法 顧頡剛和王國維同在清華學校任教，他獨出新論，認為是國家當時沒有研究機構，良好的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