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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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25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手持鮮花，帶領學生數十人前往王國維墓地釃酒祭拜，他的悼詞充分肯定王國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違心苟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悼詞中分析了王國維的死因：“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只有自殺這一途。”梁啟超對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評價極高：“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辨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自沉之謎（1）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無論何時，中國翹翻一個居於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麼，折損一位正當盛年的學者，就有些可惜。更何況一位正當盛年的大學者竟為一個提拎不起的遜帝而犧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國維毅然殉清，投水自盡，事、理、情三者本已極為分明，身後榮辱他也懶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這種死法，為他感到不值，便要尋出他自殺的別種原因，以沖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腦丸、紅花油還要衝鼻的遺老氣息。較有代表性的有五種說法：一是殉清說；二是尸諫說；三是受羅振玉逼迫而死說；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死說；五是厭世說。

殉清說　最早提出殉清說的是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他在王國維自盡當晚即向眾人宣佈：“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池，蓋先生與清室關係甚深也。”梁啟超也力主此說，他認為王國維是古之節士伯夷、叔齊、屈原那樣的人物，在頤和園投湖自盡，正為了忠於前朝，明行顯志。隨著國民革命軍不斷北進，王國維的復辟夢想宣告破滅，他自覺無法順應新時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啟超在致長女梁令嫻的信中特別談及這個話題：“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訊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認為王國維自殺意在“殉國”，他稱讚道：“其氣節凜凜足以廉頑立懦，際有清三百年之末運，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

王國維早年贊同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主張，戊戌政變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後黨囂張，國家元氣大喪，王國維深感悲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許家惺的信中寫道：“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欲不死得乎？”他視保守派為“病人”，視維新變法的志士為“醫者”，這種思想在當時夠激進的了。王國維的頭腦中不太在乎滿漢夷夏之辨，對民族革命素來不抱同情，他對中國同盟會的少年始終缺乏好感。王國維遊學日本時，曾在復羅振玉的信裡預卜革命黨的前途：“諸生騖於血氣，結黨奔走，如燎方揚，不可遏止。料其將來，賢者以殞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萬一果發難，國是不可問矣。”日後的事實證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陳其美被袁世凱暗殺，黃興、蔡鍔未獲中壽，賢者凋零殆盡，而汪精衛、蔣介石這樣的不肖者則竊據軍政大權，國事蜩螗，終於不可收拾。王國維曾與陳寅恪談及時政：中國民智未開，教育落後，如驟行民主，必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國，心繫前朝，留戀典章文物，對國家禍亂感受深切，君主立憲也好，民主共和也罷，都是政客們手中的幌子，國計民生何嘗有絲毫改善？反而更趨惡化。他懷念故國前朝，與溥儀既有君臣之名，復有師生之誼，溥儀賜宴時為他挾菜，區區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對家人津津樂道。

取殉清說的還有大學者王力，他是親炙於王門的弟子，輓詩中亦將恩師視同屈子：“竟把昆明當汨羅，長辭親友赴清波。取義捨生欣所得，不顧人間喚奈何！”清華教授吳宓的輓聯亦屬同調：“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他將王國維的節操比屈原，將王國維的學問比鄭玄。在戰國時期，屈原懷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國時期，王國維投水自盡也是大事件。說到底，他們的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