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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維持他父親傳給他的權力系統。所以他一步步地奪權再奪權，盼望時機成熟，在美國的協助下，國民政府重回南京，統治整個大陸。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後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幾個原因：一是形勢所迫，外在的環境、時代的潮流已不允許他繼續獨裁。第二，他感到孤單，軍隊士兵和幹部地域性的變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險。此外，他自己也覺悟到###的願望不能達成，自己的身體也不允許達成。生命有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傷，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壯志沒有了，這時他只想到一點——他的歷史地位。他要在歷史上留名，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讓人讚許的地方。

。　想看書來

怎麼看法律（1）

訪問者楊子江先生

文載1988年6月臺北《卓見生活》雜誌

由於近期臺灣社會形態轉變得極為快速，而脫法和脫序行為卻一再發生，臺灣社會遂呈一片混亂。因此，本刊特訪問柏楊先生，探詢他對“解嚴前後”社會現象的獨特看法……

問：部分人士對臺灣民眾的“法律素養”評估，並不是很高，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中國人的一般法律知識，幾乎可說是“零”，試看中國人竟把“情”“理”“法”併為一談，希望三者能同時兼顧，就可作為說明。因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經把“情”和“理”考慮在內；所以在執法者行使公權力時，不應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問：社會形態轉變趨向於更民主的境界，為什麼目前社會上有更多脫法行為？

柏楊：社會形態是在轉變，現在，人民許多行為，都脫離法治的軌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沒有發揮它應有的約束力，社會遂呈現一片混亂。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過去大家都把不滿的情緒壓抑下來，長久積壓的結果，造成誰都不知道“標準”的尺度是什麼。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沒有建立起公信力。

舉例而言，人身攻擊在民主國家中是一件嚴重的罪行，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反觀我們臺灣，處罰卻十分輕微，有時候罰一點點錢就可以了事，根本發生不了任何嚇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勵做人身攻擊的傾向。

也由於臺灣政府沒有公信力，法律沒有尊嚴，人民不遵守社會秩序，脫法行為當然大量發生。最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有些人不斷公開地侮辱國家過去的元首——蔣中正父子，表示他樂意於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這種現象顯示人民過去所受的壓迫和憤怒的反彈，要想保持紳士的風度，確有困難。

問：對於壓抑不滿情緒所發生的後遺症，我們應抱何種態度？

柏楊：由於被壓抑太久，好比彈簧，一下子鬆手，它會毫無選擇地猛然彈起來，並且可能因彈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們的社會目前正是如此。積存了太多因不滿而產生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人身攻擊和惡意栽贓而已。不斷脫法行為發生，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健康發展下的常態社會，而是一個從傳統封建下蛻變出來的問題叢生的病態社會。

長期的高壓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服從命令，控制一旦拿開，人民就會開始抗爭，幾乎全是情緒性的發洩，社會上充滿了怨恨的“毒話”。根本解決之道，必須從問題的癥結所在著手，如果畏懼真相，不敢探討病源，徹底醫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愛寬恕”“過去的已經過去”，只會使災難擴大。

問：部分人士認為我們的社會太過於開放，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這句話是胡扯！“開放”永遠沒有太過。只有“有”和“沒有”的區別。好比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氣，人人都有權利充分享用，不會有太過的問題。

我認為應更正為：開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賦予的極限？目前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法律、規則、道德勇氣、公道和正義感，就是因為缺少這些動力，使得社會呈現混亂，但我們不必怪罪“開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會步上正軌。

怎麼看法律（2）

問：一般民眾對於戒嚴令的實施並未感覺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對立場，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大多數民眾（包括我在內）不瞭解自己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也不知道戒嚴令的實施，到底剝奪了自己什麼？

舉例而言，在戒嚴期間，一切犯罪案件均屬軍法審判（後來才限於叛亂及盜賣軍油），並且禁止憲法所賦予人民的###、結社、罷工的自由。然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