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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曾說：“蔣中正的能力只夠指揮一個團或一個師。”

從人治到法治（2）

問：蔣經國先生過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開啟臺灣民主政治的新頁，贏得海內外一片讚譽。在大家歌功頌德之餘，請你為我們拂去政治上的層層塵霧，讓我們認識、瞭解真正的蔣經國。

柏楊：我對蔣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覺得蔣經國差強人意。剛來臺灣的幾年，他時常自己開著吉普車去北投政工幹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從公。他有他父親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眾，而蔣中正卻只知道聚幫結派。

蔣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錢的事都好辦！”1960年國民代表大會在臺北開會時，代表鬧得很厲害，他問當時的秘書長：“他們鬧什麼？”答說：“他們要錢，要出席費，要房子。”蔣中正說：“沒關係，只要是要錢的事都好辦！”過去大陸上很多反對他的軍閥鬥不過他，即是因為他有錢、有特務組織。現代化的特務組織加上古老的金錢，一下子便把對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共產黨，便完全失靈。

蔣經國比他父親能幹得多，他知道國民黨失敗在於官吏的貪汙、軍隊的腐敗，所以他加強政工，整肅軍隊風紀。當年在大陸時國民黨軍紀之壞，比土匪還不如。軍人要是看你不順眼，可以把手榴彈丟到你家裡，甚至用機關槍對著你掃射。隨便一個穿軍服計程車兵上了火車，要佔幾個位子就佔幾個位子，沒有人敢講話，他更不需要買票，因為沒有人敢向他要票。

此外，軍隊中普遍吃空缺。一個人當連長，家裡就成了銀行。這些弊病都在蔣經國手裡有所改變，對社會的安定有莫大的幫助。除了整飭軍紀外，蔣經國還有個貢獻，便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設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們開鑿橫貫公路、興建工程等，讓他們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則軍人沒出路，臺灣社會可能早就陷於混亂。

他和他父親截然不同。蔣經國是相當無情的，而蔣中正是黑社會起家，對一些貪汙犯還念鄉友之情，姑息、縱容他們，蔣經國則嚴刑峻法。

蔣經國還有個好處是很少人能左右他，歷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實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獒犬，蔣經國則不太受別人左右。他的侍從不能跟他談半點公事，否則立刻調走。起初看他老是調換隨從副官，有時一星期調一個，覺得很奇怪，後來發覺原來如此。前幾年，反抗群眾罵他罵得很厲害時，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議制裁，他對那些特務說：“這是罵我蔣家，我都不發怒，你們發什麼怒。關於我蔣家的事，你們不要管。”

基本上，蔣經國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來說，也都不可愛。四十年前，我在復興崗當過兵——暑假期間一個半月的“中上級政工幹部儲備訓練班”。那時禮拜天是放假的，後來因為加強訓練，臨時規定禮拜天不準出去。很多人為此怨聲載道。有些從南部來的，不見得對政工有興趣，但對臺北有興趣，希望上臺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約約會，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的找出蔣經國以前的講詞：“長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士兵的假日。”他們把訓詞拿給當時在政工幹校當教育處長的王升看，要他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當時任政戰部主任），但是王升不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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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治到法治（3）

蔣經國這樣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後兩年的革新求變中，得以發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兩年去世的話，臺灣政局絕沒有這樣的局面。雖然他同樣有很大私心，但這難免，我們不作過分的苛責。

問：蔣經國的改革為什麼來得那麼晚？而不早幾年？他改革的力量來自哪裡？是形勢所迫，還是靠他本身的智慧？

柏楊：改革所以來得那麼晚，因為蔣經國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陸，而且很相信這件事。當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籌備時，他曾說：“開幕成立這一天，我要參加。”當他知道已定於十月十日他不能參加時，他很懊惱地說：“哎！###後，我對幼獅公司有很大的計劃。”

還有1951年左右，蔣經國接管特務機關（所謂情報改制），很多人反對，認為：“太子”怎麼搞起特務呢？為此，他發表一篇文告，每個幹部都收到一張。文告上有一段話，大意是：“我曾問過戴笠同志，要是情報工作與法律衝突的話，我們怎麼辦？戴笠同志告訴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麼就是法律？特務機關只能執行法律，怎麼可以違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蔣經國專制封建的強悍心態。他一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