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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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院長李維漢提出：“院務會議決定，院長、秘書長及各研究室主任應該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王實味帶頭反對，主張都由大家選舉，他的意見得到很多人支援，最後舉手表決，主張檢委全部由大家選舉的84票，同意由院務會議決定的只有28票。王實味的言和行不僅為自己換來一頂“階級敵人”的帽子，和他有交往一批人被打成“反黨集團”。1986年，胡耀邦在回顧黨的歷史教訓時曾說：“從延安時期的批王實味，後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作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的”152。

1940年以後，延安文藝界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的爭論。一些文化人認為對革命事業也可以“暴露黑暗”，不主張“歌功頌德”，仍然可以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這些看法，曾一度得到文化界廣泛的認同。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喬木說過“《講話》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必然帶有歷史侷限的一面”153，郭沫若認為《講話》“有經有權”，即有普遍的規律，也有些是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154。從知識分子政策角度看，我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引以為戒：一是對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方面的東西，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如認為：“知識分子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155，主張知識分子要“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156。這樣的提法顯然是不科學的，蔣南翔在解放戰爭時期講過一段話，很有見地。他說：“‘向貧僱農農學習’的口號是不科學不完全的。貧僱農還有保守性，我們不能學習他們的保守思想，……有人以為知識低就是成分好，這也是不對的。革命不是崇拜落後，相反是要求有知識有文化”157。二是把知識分子當成“危險品”。認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158，依了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159，這裡，不僅把知識分子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而且把知識分子的意見，一股腦的視為“亡黨亡國”的惑眾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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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分析（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8月5日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國務卿“艾奇遜公開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160。這一訊號引起中共領導人的極大警惕，並把一部分“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和眾多的由外國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問題，和外國侵略勢力的關係聯絡起來考慮。認為這部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是“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的頭腦中還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是“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161。建國初期，著名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恰恰在這方面出了問題，“抗美援朝時，因為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委員職務，但從寬處理，不逮捕法辦，並照發工資。隨後，民盟中央決定開除他的盟籍”162。1952年8月7日，梁漱溟曾為此事替張東蓀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回答：“此事彭真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將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的如何吧”163。事情雖然如此了結了，但肯定會強化了領導人對某些知識分子和國外勢力有關聯的意識。

到建國前夕，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與抗日戰爭時期比較，其表述有了明顯的變化，由“容（容納）、化（無產階級化）、用（使用）”改為“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164，或“爭取、教育、改造的方針”165，這個方針一方面指出知識分子有“革命性”、“進步性”，另一方面較多講了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落後性，主要是個人主義、患得患失，搖擺不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強調“已收的學生，一律採取思想改造的辦法，只是最後證明不能改造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