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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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⒍�づ��岸際切∽什�準叮ㄖ�督準棟�ㄔ諛冢┒萊�奈杼ǎ�簿褪鍬糯問О苤��駒�頡�144。知道搞政治、搞革命、搞群眾鬥爭，離開了知識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感到知識分子的某些特點（或弱點），與黨的建設和群眾鬥爭的需要不協調。因此，對知識分子更多的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如惲代英曾寫過《為甚麼智識階級不能依賴呢？》、《秀才造反論》等文章，指責知識分子“空話多而實際行動少”、“很不容易有紀律的行動”，“爭當領袖”等，甚至把革命事業與科學技術對立起來，認為沒有社會的改革，“多一個技術家，便多一個流氓”。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革命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從主觀方面看，由於吸取了十年內戰中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歷史教訓，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於1939年12月做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我們的政府工作”，強調“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並提出：“工農幹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的口號145。這一時期中央軍委釋出的許多檔案，充分體現了黨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精神。如強調“不要把知識分子的固有弱點（如缺乏組織性等）當作政治嫌疑看待”，“應加以信任”146。提出“八路軍、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貧農、革命知識分子的軍隊，亦就是說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的軍隊”147。1941年8月8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關於培養知識幹部的指示》更從“現代化”的認識高度，給知識和知識分子定位：“我軍建設目標是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有高度戰鬥力的強大的正規軍，這不僅要有高度的政治質量，而且要能掌握現代化軍事技術。為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準備大批有相當文化水平的知識幹部。因為要掌握現代技術，沒有知識，不懂科學是不成的”。1942年9月17日，軍委總政治部又提出對知識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容”即“容納”，“化”即“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用”即“正確分配工作”。

1949年前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分析（2）

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時期有四件事，對黨的領袖們關於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四件事是：清算教條主義，中央研究院肅反，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解放戰爭時期以“第三條路線”和“民主個人主義”的批判。

十年內戰中，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統治全黨，教條主義之風盛行，毛澤東身受其壓，深感其害。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全黨開始清算教條主義，樹立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這對於全黨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然而在清算教條主義過程中，毛澤東也產生了某些偏頗之處。胡喬木曾說：毛澤東寫的幾章清算教條主義的文章“用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編《六大以來》時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這與1942年初開始的普遍整風運動中他所提倡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很不協調”148。其中包括對知識分子的若干片面的、過頭的看法。如離開知識分子從事腦力勞動的特點，以及現階段存在的不同社會分工，指責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作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認為學習書本知識“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牠，牠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甚至指責教條主義的書本知識“實在比狗屎還沒有用”149。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是從知識分子問題開始的，當時院裡的知識分子多，年青人多，辦了個《矢與的》牆報，鼓吹“徹底民主”、“絕對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視集中。王實味也發表文章，主張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義，對延安的某些問題冷嘲熱諷，表現出很大的情緒。他的文章在延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示同情，從而引起中央領導人和高階幹部的關注。王震看了牆報文章很不滿意，說：“前方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毛澤東也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150，指出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且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151。在中央研究院具體開展整風過程中，又出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