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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加以洗刷”，並規定“區村兩級政府和農會暫時不吸收知識分子”166。這一時期，對生產企業中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和生產管理職員的方針政策，比對一般知識分子要寬容得多，如1948年8月1日頒佈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指出：腦力勞動的職員和工人“同是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僱傭勞動者”，“技術人員、工程師、專門家、技師，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我們對於一切技術人員，包括思想上還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在內，只要忠於職守，不作破壞活動，都應給以工作，並在生活中給以必要的和可能的優待”，“對於職員的改造，是一種思想與作風的改造，是細緻而長期的教育工作”。
從對民主革命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儘管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對一般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有所區別，但總的看來，從階級鬥爭和政治視角（在戰爭年代從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視角）認識知識分子，分析知識分子，評價知識分子，對待知識分子，一直是堅持不變的。這一思維方式，儘管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由於離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僱傭勞動者”這一根本性的命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容易產生片面性，容易誇大他們的某些問題方面。並且造成知識分子政策中始終不能很好解決的一個矛盾：知識分子很重要，但知識分子很不可靠。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1）
文化戰略是和整個政治戰略密切相關的，早在1951年10月，毛澤東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67。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毛澤東把問題的嚴重性提高到“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的問題。1955年10月，在黨的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宣佈：“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168。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總結東歐一些國家鬧事的教訓，認為主要是“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169。正是在上述思想發展的基礎上，1957年毛澤東正式形成黨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戰略，即：單有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170。
縱觀建國初期我國曆史的發展，儘管黨和毛澤東本人也提出過這樣那樣一些與上述戰略思想不盡相同的主張，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但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大搞“滅資興無”的戰略思想，不僅沒有絲毫變化，而且是越來越明確，越來越理論化了。本節就這一戰略思想涉及的幾個有關問題，提出來做些探討。
1、 “滅資興無”口號與文化批判
建國以來即貫徹“滅資興無”的戰略思想，展開了一系列的文化批判運動。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171。1953年—1955年對“梁漱溟反動思想”的批判，1954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錯誤思想的批判，以及對後來開展的胡適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聲勢浩大的聲討與批判，1953年開始的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透過對我國知識分子所熟悉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來具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172。1957年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同樣被認為是“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改造世界”，還是“要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重大思想鬥爭173。應當說，開展文化批判中，黨中央和毛澤東本人都曾有過一些很好的主張，如：“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越來越多”174，“在學術批評和討論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麼特權”，“學術批評和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反對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對學術思想上有嚴重的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學術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應當保障他們獲得適合於他們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