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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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知識和知識分子認識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狀態，使得他比較容易接受列寧和斯大林知識分子理論的消極方面，和以及後來形成的蘇聯文化模式。儘管他在實踐中也做過若干勇敢的探索，如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等，但始終未能擺脫蘇聯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統一的文化模式。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屬於本書範圍，這裡僅就文化模式問題做些分析。

表現之一：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文化現象。民主革命時期，黨的領袖們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句話概括中國文化問題。它充分表明文化問題並不等同於政治，更不是階級鬥爭的直接產物。文化現象是十分複雜的歷史的社會的現象，它具有民本性、包容性、多樣性等諸多特點。然而從列寧開始，由於激烈的革命鬥爭歷史環境決定，他著重從政治的視角，從階級鬥爭的視角，評論文化問題，提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種文化”水火不容的觀點，認為兩種思想文化的鬥爭，隨時可以由“批評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評”，“資產階級明天就會利用今天在近視的人們看來只是‘理論上的分歧’的東西，來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130。到斯大林時期，則把文化現象與###、路線鬥爭、黨內鬥爭緊緊聯在一起，他有一句著名的話：“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131。

文化現象“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這一觀點在中國風靡一時，成為領導人認識和處理文化問題的“座右銘”。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曾講過：“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文藝必須服從於政治132。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51年上演的電影《武訓傳》被上綱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汙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許多人“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1953年批判學者梁漱溟，毛澤東帶頭稱“梁漱溟反動透頂”，“是用筆桿子殺人”。1955年批判文化人胡風，則進一步定性為“反革命分子”，與胡風有關聯的人則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胡風本人被判14年徒刑，阿壠、賈桂芳等也被判12年徒刑。此案直到1980年才平反。中央有關部門指出：“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是一件“錯案錯判”。

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態度愈來愈“左”，到“文革”前夕，竟然得出社會主義越深入，知識分子越反動的理論結論：“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133。“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這一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表現之二：以專政的手段解決文化問題。

斯大林長期以來以肅反手段解決思想文化問題，禁止言論自由，並使言論自由者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肉體消滅。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雖然吸取了斯大林的某些教訓，如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文化政策上的“二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要以言定罪等等，但很快來個180°大轉彎，在反右鬥爭中，對“右派分子”就實行“以言定罪”，並創造出“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自我矛盾的政治概念。應當說，這些現象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黨和毛澤東主席始終堅持“以專政的手段解決文化問題”思想體系的必然結果。這些基本思想是：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7）

（1）知識分子的影響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戰場。1957年2月，毛澤東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134。當年7月，又說：“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135。這裡，毛澤東不僅認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而且認為在“三大改造”之後，“思想戰線”逐漸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