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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條件”32，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下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33。1922年5月，丁文江與胡適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此後，丁文江又發表文章對“好人”的條件做了具體闡述：“消極的講，就是‘不作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身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這在軍閥當道、政治黑暗年代，雖對當局不無針砭作用，卻根本無法實現。無怪乎當時就有人譏諷丁文江、胡適等人：“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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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學教授張君勵發表《人生觀》講演，鼓吹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4月，丁文江以《玄學與科學》為題反駁張君勵的觀點，接著梁啟超、胡適、吳稚輝、張東蓀等人紛紛參加爭論，這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這場論戰反映了維護封建主義與堅持民主主義的鬥爭，反映了人文知識分子以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造國 人心理所做的可貴的努力。作為這場爭論的發起者和主將，丁文江認為科學方法是萬能的，科學與人生觀是可以統一的。然而在具體解釋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上，卻片面誇大了感覺的作用，哲學上陷入唯心主義。陳獨秀在《“科學與人生觀”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