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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普通科學習，3年以後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他是同盟會第一批最年輕的會員之一，1912年辛亥革命以後，出任湖北省實業部長。隨著袁世凱、黎元洪等篡奪勝利果實，李四光辭去政府任職，懷著科學救國的思想赴英國繼續求學，入伯明翰大學學習採礦，後轉學地質學。畢業以後，應國民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之邀，於1920年5月回國，，開始他的大學教授生涯。
李四光一面教學，一面從事學術研究。1927年出版第一部科學著作《中國西北部之蜓科》，為此獲英國伯明翰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28年由北京赴南京，任地質研究所所長，此後20年提出和完成了一系列的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國有沒有第四紀冰川問題上，打破國外權威看法，贏得學術界普遍重視；提出“山字型構造體系理論”，認為地質上的一切構造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經常是成群出現，為認識地質現象提供了重要的工具；1936年出版《中國地質學》一書，被自然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為：“最卓越的地質學家之一李四光為我們提供了第一部內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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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3）
富的地學著作——《中國地質學》”28。
李四光的傑出成就引起國民黨政府的重視，抗日戰爭剛開始時，蔣介石曾邀請各大學知名教授及各界領袖舉行談話會，李四光做為首批邀請物件赴廬山開會。會前與汪精衛交談，李提出“現在再不打，別無出路”的抗日意見，而汪精衛大談“不能打”的道理，李四光十分失望，斷然拒絕參加正式會議。1939年湖北成立臨時參議會，李四光被任命為副議長。李由於對此類會議不感興趣，每次開會總是以各種理由拒不出席，1941年正式提出辭呈。後來，蔣介石千方百計拉攏他，希望他出任###長或駐英大使等，均被李一一拒絕。1942年在中國地質學第十八屆年會上，李四光的書面發言談到國際科學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時講到：“西方的科學大師曾經不得不面對著教堂的挑戰，……今天的挑戰不來自教堂，而是來自某些國家的政府、按照集權主義者的邏輯，地質學家將僅僅當成一些國家控制的活機械”29。李四光的言論和行動惹惱了蔣介石，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搬到農村居住。1948年2月，應邀赴倫敦參加國際地質年會，由於實際與理想的矛盾，滯留國外。
新中國的成立，給失望中的李四光帶來新的希望，他率全家回國參加建設事業，先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長。為中國的地質和石油事業，特別是為大慶油田等一系列新油田的開發，從理論論證上做出巨大貢獻。1958年，68歲的自然科學家李四光提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申請書中表達了稚童般的赤誠之心：“幾年來，我看見不少的老朋友和許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進步，終於能夠象嬰兒投入母親的懷抱那樣，投入了黨的懷抱。我常常想向他們學習，常常希望徹底地改造自己，爭取踏踏實實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對殘餘的乃至潛伏的資產階級思想作堅決鬥爭”30。
地質學家丁文江與翁文灝都是學者兼政治家。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偉大的科學家，在做人方面是正直而有思想的知識分子，然而在政治殿堂卻不是“高手”，充其量只能算“跑龍套”者。在他們身上，自然科學真理的相對分明性與社會領域各種價值觀的多元性，科學家的執著與政治領域的複雜，學者的“書生氣”與現實的眼花繚亂、變幻莫測，知識分子的清高與官場的汙濁，互相纏繞而又互相排斥的交織在一起，構成他們曲折、複雜的人生命運。
丁文江（1887—1936），“中國地質科學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學日本，後又赴英國留學7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回國，先任中學教員，後在北京大學成為“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的教授。此後，又抱著“學術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於1916年籌辦創立地質調查所，並任第一位所長，親率地質調查隊赴全國各地搞野外調查研究，開創中國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領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躍的人物，被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時期曾批評胡適“不談政治”主張：“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