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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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作為科學家和學者所表現出的才華，引起當時執政的北洋軍閥的重視，1926年任命他為淞滬商埠督辦。丁文江也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有機會不可失機會”，與陳陶遺、劉厚生一起成為為軍閥孫傳芳出謀劃策的“三人團”。“想借機實驗一回，然而一到裡面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傳芳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36，不久，丁文江辭職退出。1927年革命軍北伐，北洋軍閥政府垮臺，丁文江也為此事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不得不避往大連。後來，由於宋子文的說和，才又重新容納了他。一位熟悉丁文江的人這樣評價說：“人多笑他迂闊。丁平生做事，與人接觸，有爭執時，語調直爽，有人說他是直道而行的”37。

翁文灝（1889—1971）也是著名的地質學家，被稱為中國地質學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走的是“學者從政”之路。清朝末年留學比利時，獲理學博士。1912年回國參加丁文江等創辦的地質調查所工作，曾任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所長、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清華大學代理校長等職20餘年，首先提出“燕山運動在我國的存在及其在我國地質歷史上的重要意義”的地質理論問題，著有《中國礦產志略》、《甘肅地震考》、《地震》等。他還創辦清華大學地質地理系，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地質人才，如楊鍾健、謝家榮、黃汲清、譚錫疇、李春昱、高振西等，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

翁文灝在《回顧往事》中說：“我……擔任學術研究二十餘年，後來加入蔣介石政權十餘年”38。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蔣介石網羅各方面人才，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翁文灝作為專家受到約請。“蔣介石認定：翁文灝是一介熱血書生，無論是其名氣、才能，還是對政治的稚弱，都是可以利用的。而翁文灝卻對人說，蔣介石雖是一介武夫，但有愛國守土的責任心，加之能禮賢下士，為此，他要放棄‘只事研究，不幹國事’的原則，士為知己著死”39。1936年後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日戰爭後期任行政院副院長，1948年4月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11月辭職，1949年任總統府秘書長。1949年春決定脫離蔣介石集團，初居香港，後寓居法國。1951年3月回國參加建設事業，任全國政協委員。

翁文灝在63歲時說的一番話，可以從中領略這位“學者從政”的科學家的人生感悟：“我錯誤的認為中國需要經濟建設，我應盡我的心力，做我份內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總是於國有益的。那時我並不認識，在蔣政權下，經濟建設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我自己的志願卻是想超然於政黨之外。在抗日關係上，我見蔣偏重內戰，投靠美國，極為痛惜，更加強我超政黨的思想”；“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學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論的人，而盲目地參加了實際政治地位”，常處於“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儘管厭惡他們（國民黨政府）的營私舞弊，說謊欺人，但模糊地還覺他們代表了中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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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5）

和歐美科技知識分子相比較，中國的科技知識分子所走過的人生之路，明顯地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中國的科技知識分子生長和工作於飽受侵略、欺辱的半殖民地國家，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責任感。科學無國界，然而科學家是有國界的。中國的科學家們很少有單純的“為科學而科學”的，而是以振興民族為己任，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從早期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到範旭東、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乃至後來的錢學森為代表的建國初期的一大批“海歸派”學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學家》一文中說：“觀乎我國工學界，則所發明者尚稀有所聞，其智力不若歐美，而司梯芬生、瓦特、弗蘭克林、毛利之流，不能產生於中國耶？曰否”。他告戒青年科技人員，要“視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諒人心，皆我青年工學家所必守之道德也”41。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錢學森等一代人，他們都是懷著“學業有成，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得知新中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