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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狀況,和革命也不是對立的,它們是革命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那種認為“越貧窮越容易革命”、“統治者越沒民主,越容易激發革命”的說法,把革命發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歸結於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是歸結為生活水平狀況和一般政治狀況,顯然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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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對革命的態度,對群眾運動的態度,作為衡量知識分子價值,劃分知識分子社會定位的最重要標準,也是片面性的。應當從知識分子的特點出發,把是否有利於建設“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做為革命年代判斷和衡量知識分子社會定位和價值的標準。看他所主張和宣傳的文化觀,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陳出新,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還是抱殘守缺、食古不化,或脫離中國實際、盲目崇拜舶來品、一切照搬外國的東西?是民主的,即有利於喚起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意識,有利於實現現代化的文化,還是鼓吹封建專制主義,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隸意識?是科學的,即在自然、社會以及思維方式上都高揚實事求是精神,主張“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智慧,還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矇昧主義?是大眾的,即有利於喚起廣大民眾的思想覺悟,有利於提高廣大民眾的文化素養,有利於陶冶廣大民眾的審美意識,還是脫離廣大民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