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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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價值，往往不是簡單地用對與錯來衡量的。不管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不管正確認識還是錯誤認識，都是人類發展、進步這棵常青樹上開放的智慧之花，都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本身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認識論上說，都是寶貴的財富；真理與謬誤的對立只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這裡講的是人們認識真理總有相對性，並非相對主義；文化現象和學術思想本身也是極其複雜的，有的穿著古人外衣而思想卻是現代人，有的“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有的“形式是唯心的，內容是現實的”，有的學術思想是“徹底革命的”而政治結論卻是“極其溫和的”，有的認識正確但很淺薄，有的認識錯誤卻很深刻，列寧甚至說：“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主義”　，如此等等；即使是對待錯誤的東西，宣佈它“是　錯誤的”，或者採取不霄一顧的態度，或者禁止傳播，不許相信，或者以“大批判”的方法殲滅之，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正確認識與錯誤認識，總是要伴隨人類的存在而永遠存在的，一萬年以後也還會有唯心主義，只有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認真研究錯誤思想出現與存在的“合理性”（不是正確性），把錯誤變成財富，才能避免或減少某些錯誤的重複出現，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揚棄”。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是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答案，很難令人滿意。貶低者說，知識分子的政治表現充分說明了他們的軟弱性、搖擺性，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讚美者雲，知識分子“是時代的良心”、“純潔的天使”、“現實的審判者”。我認為，談論這個問題，僅僅著眼知識分子自身是不夠的，透過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既充分展示了知識分子自身的優點與弱點，也充分展示了中國近代政治的某些特點，可以說是兩者交錯互動才產生的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說，主要表現為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的關係上，知識分子往往帶著書生氣，而政治家則講求功利。如對待權力的問題上，有人說政治的核心是權與利，透過權爭取利。政治家們愛說：“即使在有限的範圍內，有直接行動的權力也比有自由說話的特權更令人高興”，“有能力追逐權力，並正當地運用權力，是人最高貴的職業之一”，“我們必須當心不要太過於限制我們的權力”　。而知識分子則往往把權力看做十分壞的東西，“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主張對權力的限制越多越好；在如何對待行動的問題上，政治家更注重行動，要求眾人服從命令聽指揮，甚至把爭論視為有礙行動的多餘的事情，如英國人麥基在其《思想家》一書中說：“如果全體社會成員都是一些狐疑滿腹的知識分子，人人都不斷地檢驗信仰的假定條，那就沒有行的人了”　。而知識分子則象英國皇家國防委員會那樣“最大限度的研究和最小限度的行動”；在如何對待目的問題上，政治家主張“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注重從現實出發，能夠做什麼，並且在行動中樂於運用權術，讚許“領導人為了達到更大的目的可能會不公正地傷害某些人”　。而知識分子則往往是理想主義者，追求完美，注意應該作什麼，認為運用權術是不道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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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5）

知識分子與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異，然而由於互相的需要，又必須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們懂得，奪取政權，僅有武力不夠，還必須有知識分子參加，或者爭取輿論的同情，正如拿破崙所說：“一枝筆可以當得三千支毛瑟槍”　；奪取政權以後，僅僅靠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還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識分子一直成為政治家們拉攏、“統戰”的物件。知識分子要幹一些大的社會事業，僅靠一個人單槍匹馬，是很難有所做為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離開權力可以說寸步難行，因此，有時候知識分子必須爭取政治家的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