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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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亡的刺激，於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激烈地批判封建專制主義。他指出：君主和官吏都不過是人民的“公僕”，“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　。他大力宣傳“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的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嚴復還對中國的舊學給予否定，指出舊學分三個部分，即“宋學義理”（唯心主義理學）、“漢學考據”（煩瑣的章句箋註）、“辭章”（拘泥形式的文字遊戲）都是些“無實”、“無用”的東西。他為科舉制度列了三大罪狀：“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提倡建立新式學校，講授西學（新學），培養人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嚴復的經濟思想，《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指出：“嚴復對農業和工商業的關係，對生產、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都曾做過一些理論上的分析，提出了某些合乎科學的論斷；對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利潤率和利息率的關係，他也有過個別的較為正確的見解，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他還是最先對西方國家的壟斷壓迫、財富集中現象提出若干批評和非議的人”　。如他認為，國家要富強，就必須給個人經濟活動的自由，即：“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他指出，“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思想（即只重視農業，反對發展工商業），導致“閉關鎖國之說”；他一方面接受古代經濟思想中“崇儉”的提法，認為儉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張，“儉”並不是目的，應把節省下來的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即：“所貴乎儉者，儉將以有所養，儉將以有所生也。使不養不生，……烏能有富國足民之效乎？”　。

嚴復思想激進，但政治態度比較軟弱，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由於思想認識上的某些偏執，再加上反動勢力的威脅，逐漸喪失了銳氣，轉入消極，他片面強調教育和知識可以促使社會進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如說：“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　，因此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持反對態度。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大搞復辟帝制陰謀活動，1915年成立“籌安會”，為復辟做準備，嚴復成為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這一時期，嚴復在學術思想上，也變為復古主義者。1912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以後提出把文科變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並且對學習和吸收新學（西學）給予否定，如說：“向所謂合一爐而治之，徒虛言也；為之不已，其終且至於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　。嚴復到晚年，曾慨嘆：“鄙人年將七十（1917年時65歲），暮年觀道，十###殆與南海（即康有為）相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國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數千百舊有之教化，決不在今日之新機”　，竟然主張用孔孟之道做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　。

從康有為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4）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嚴復的依皈舊學傾向完全視為倒退，其中，也包含他對幾十年來改良與革命現實的反思，認識上的某些深化，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等等。如嚴復早年引進西方新文化，以為很快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滄桑，終於發現舊文化有幾千年之根基，很難撼動，陷入悲觀情緒。他說：“其結果也，數十萬年之牽變，必不敗數千載之遺傳。……吾國雖有百華盛頓，千拿破崙，萬億盧梭以為之革命鉅子，猶將無益於存亡之數。嗚呼，蔑古之徒，可以反矣”　。嚴復早年曾尖銳批判傳統的以農為本的思想，宣傳工業救國。經過幾十年實踐，感到中國的工業化問題還離不開農業國這個現實，他說：“夫中國，農國也，乃今恥為農，而必以工業與天下爭衡者，震於外洋之物質文明，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致富故也，而熟意不然。夫工業必以資於原料，而原料，農業之所出也”　。嚴復早年做為有抱負的知識分子，血氣方剛，大有“包打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過了不惑之年，認識到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學者與政治家，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他說：“天下之人，強弱剛柔，千殊萬異，治學之材與治事之材，恆不能相兼。嘗有觀理極深，慮事極審，宏通淵粹，通貫萬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勝任而愉快。而被任事之人，崛起草萊，乘時設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於學。使強奈端（外國人名）以帶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