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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讓生活本身的邏輯演繹信仰的力量如何神奇地改變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和命運。這裡的優秀人物除了男一號以外，就是那位寧可咬掉自己舌頭、寧可抱著敵人一起跳樓、在公開場合面對自己心中的戀人不動聲色，甚至容忍自己的戀人與假妻子攜手出入，而自己則面帶微笑，並在最後關頭以生命的代價鋌而走險，保護代號為“深海”的戰友和心中戀人的人。電視劇中自然少不了大量的對國民黨內部的黑惡內幕的描寫，盡力突出共產黨的偉岸。但是，我覺得假夫妻的情戲過多。導演姜偉卻認為此戲一炮走紅，跟女演員翠平角色的扮演者姚晨的個性化表演有很大關係。姜偉認為，本戲情的特色在於，雖近在咫尺卻“枕邊衾裡總無緣”的“內幃”的戲劇衝突和敘事有不合情理的內在魅力。這可能也是低成本小製作電視劇的製片方式，接近室內劇模式，各方人物的戲中物理空間不大。
片外和戲外，姜導所欲擒故縱的關鍵詞“信仰”則具有一定的令我私下裡覺得比較難堪的時代背景。除了上述階級和民族和解的大的背景外，信仰的缺失在今天由於我們30 年的利益驅動的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成功時代，一時間顯得不是那麼令人尷尬和急迫。說是難堪，還算良知猶存，只是迫於無奈委曲求全而已。我們擔心的是，人的靈魂和對人的尊嚴、權利和社會公正等價值變得麻木的全民族的某種失落和悲劇。
我記得十多年前看過BBC 的一部電視紀錄片，反映的是冷戰結束後，原來臥底在英國的蘇聯克格勃的間諜一開始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工作，成績卓著，也沒有暴露，但是當後來這一切都是為了物質財富和謀生的時候，利益的介入和驅動很快讓自己暴露在英國和西方聯手的反諜報機關的雷達上。精神力量讓人直立行走，讓人帶著尊嚴，帶著高貴而鬆弛的微笑散步於人生的舞臺。失掉尊嚴後，當人們的行為動機僅僅出於物質上的交換時，這種人就是跪在地上，帶著鐐銬在乞討。後者讓人蔑視。雖然從政治高度、從歷史和社會進步的角度看，反派角色李涯根本無權與人民英雄餘則成相提並論，但如果從學術探討的角度看，餘則成和李涯這一對戰場上的冤家對頭，這樣傳統上的正反派角色，卻共同具有這樣的一般而又特殊的人的素質，耐人尋味。
《潛伏》結束時的幾個鏡頭和旁白最讓人心酸。一個是劫後餘生的翠平迴歸到自己真正的具有很深的象徵意義，同時又最有安全感的雞窩，取出數根金條、幾個玉鐲並把它們悉數交給組織作為黨費後，回到村裡，糟糠之妻竟然被“深海”同志的另一個更大的使命所“拋棄”，被永遠“囚禁”在自己的使命的小鎮上，在革命建設時期，母女相依為命，迢關險阻，望穿秋水。卻不知，餘則成已經在海峽對岸“有情人終成眷屬”。我黨這樣的隱蔽戰線工作的殘酷性似乎被導演合理地誇大了。翠平的宿命與迴歸被賦予了政治上的無奈。細節上，導演的敗筆在於，前來宣佈翠平不能離開鎮子半步的穿著洗得發黃的解放軍軍裝的我特工幹部絲毫沒有任何同情心的表現，絲毫沒有對冒著生命危險臥底敵營多年、不捨得多買一瓶洋酒，卻捐出自己全部家當交黨費的老地下黨、驍勇善戰的游擊隊女隊長表現出最起碼的尊敬，讓人對《潛伏》的意義更加不寒而慄。而餘則成在被劫持去臺灣的飛機上對站長輕飄飄的一句“我喜歡潛伏的刺激”，是對朝思暮想的翠平的再一次折磨和侮辱。隱蔽戰線工作之殘酷可能被戲劇地渲染和誇大了。所有觀眾的感情都無法接受。我認為，導演完全可以處理得更有人情味兒。姜偉這種方式的結尾等於無言地控訴了海峽兩岸骨肉分離的政治現實。吳站長批評餘則成心重但手不狠，導演的片尾處理彌補了“深海”所缺少的那種惡劣和必需。
《潛伏》裡的信仰和內斂（3）
戲裡和戲外有時是很難分清的。為了信仰和工作而把家庭和個人的感情放在次要的位置，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是，今天，在*盛行的社會里，我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偶爾談論我們身邊的某某顯然在為自己和一個黨派的信仰而忘我的工作，旁觀者可能會啞然失笑，說這個人有病。在戲裡，這是謝若林的角色，從事情報的買賣，沒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原則，最終被棄屍荒野。當年，這非常正常；今天，我們可能仰天浩嘆一聲：哥們兒，這更正常，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有時，體制在鼓勵人性解放的同時，也更加助長人性的貪婪，所以才有了黑格爾所謂的，“相信人性惡比相信人性善，更有助於理解歷史的進步”。*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伴隨物質文明的進步是文明和道德的淪喪與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