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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當然在批評早期工業化時代資本主義殘酷的原始積累。可是，誰又能否認，我們今天的都市化程序，很多方面不也帶著斑斑血跡和腥臭？
20 世紀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我們的文藝作品因為敢於直面“極左”的醜陋和封建餘毒的落後而具有啟蒙的高度，那時談思想解放，如飲甘露，似回到1949 年《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父輩們唱著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政府愛人民吶……”今天，我們再談思想解放，卻好像心情沉重，必須要像姜偉導演所說的要收著些，回到《潛伏》的日子，像餘則成那樣低聲地勸解，低調地品味信仰的力量。我們是否具有時代的墮落這樣的普及和巨大的悲劇意義？這，很難得出準確的和令人完全信服的結論，因為我們不是有些憤青意義上的罵街。
俞敏洪、白巖松都在不同場合提到我這幾年頭髮白得厲害。前者感嘆地說，楊銳你的節目越做越得心應手，但是能堅持一個欄目整整10 年，在媒體裡相對清貧地工作23 年，做到不改初衷，依然不易。他問我為什麼？我說，可能是因為我有頑固的新聞記者的情懷和理想。
本來一個有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