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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七竅流血，在二十四小時內不治而亡。病畜從染上此毒開始，其所有的體內分泌物（液）都是新的傳染媒介物。中毒發病的動物死去後，屍體如不立刻焚燒，那病毒將會在屍體內迅速繁殖，成為新的散播載體，隨風、水、塵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這種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從未出現過，所以沒有病名。克格勃決定向中國新疆地區傳播這種動物疾病，因此命名為“新疆出血熱”。
“新疆出血熱”病毒在實驗室內的生存時間為二十七天，克格勃專家考慮到特工人員潛往新疆後的活動條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裡無法散播，這樣便會造成“師出無功”，所以他們動了腦筋，以藥物使病毒處於休眠狀態，到使用前將其啟用。用於啟用的化學物質便是鹽酸。克格勃專家在這方面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鹽酸在中國和蘇聯一樣，輕而易舉就能從商店買到的，所以既沒讓鍾秀翔攜帶，也沒為她準備一紙購買鹽酸的假證明。這樣，鍾秀翔跳傘潛入新疆後，就不得不以盜竊方式獲得鹽酸，從而終於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給鍾秀翔配備了電臺，讓她完成任務後返回前與蘇聯境內聯絡，克格勃將在邊境線予以接應。克格勃給鍾秀翔規定的最後回返時間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鍾秀翔一口氣交代到這裡，要了一杯水喝，然後說：“現在你們覺得有什麼不清楚的，可以訊問，我一定老老實實告訴你們。”
於是，預審員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包“新疆出血熱”病毒到哪裡去了？
鍾秀翔說：“哦，我忘了說，我一到巴拉坎二隊村外，就把它埋起來了。”
“埋在哪裡？”
“村外那口破廟後面。給我紙筆，我畫一張座標圖給你們。”
審訊結束後，杜培生向公安廳領導彙報了情況，然後立刻率領四名警察驅車直赴吉也克鎮。十四小時後，杜培生一行抵達吉也克鎮，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隊村外，按照座標圖，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這起案件的偵查工作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鍾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燒不退，只是無感冒症狀。所方即送醫院，但醫生動用了最好的進口藥物也未能使高燒退去，二十四小時後她終於不治而亡。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規定的返回期限超過一天。而發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因此，有關承辦人員曾懷疑鍾秀翔在奉命派遣入境前，已被克格勃以不易察知的方式輸入了定時發作的毒藥，如按時返回，則有解藥可救，否則一命嗚呼。當然，這不過是一種猜測。
第十章 辨認林彪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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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大校對傅索安說：“給你安
排一個新的崗位——去諜報學校當教
官。”
鍾秀翔這樣的特工在克格勃屬於車載船裝的小角色，克格勃並未為她的落網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
因此，對於傅索安來說，鍾秀翔的生死一直是個謎。也許鍾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蘇聯以來所碰到的第一個中國女性，且又是特維爾諜報學校同學的緣故，傅索安自得知鍾秀翔出事的訊息後，一直心神不寧，關心著鍾秀翔的訊息。她多次去找瑪莎，並透過瑪莎和特維爾諜報學校的幾位分配在對外諜報局的蘇聯男女同學取得聯絡，央託他們找聽鍾秀翔的訊息，均未遂願。
傅索安透過一個諜報學校畢業後分配在克格勃技術管理局擔任內勤的蘇聯同學，請無線電通訊專家特裝了一個肥皂盒大小的半導體收音機。這個收音機具有特強的靈敏度，並且能自動排除干擾雜音，還有增音裝置，在莫斯科能收聽到東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廣播電臺播出的節目。傅索安用這個收音機每天數次收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想得到鍾秀翔的訊息，但該臺始終沒有播出。
克格勃對其內部人員也有一套監視措施，傅索安的行為當然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對外諜報局的頭頭起初對博索安的舉動抱容忍態度，因為第一這並未違反頒佈的內部紀律。第二傅索安是經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特批而進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從諜報學校畢業後所從事的活動中表現比較出色。但是，後來見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來的意思，這就引起了頭頭的重視。1971年3月下旬的一個上午，對外諜報局特別監察處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軍官跟她作了一次談話。對方告訴傅索安，她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動都始終處於監視之下，這不是單單針對她的，而是每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