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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到臥室沉著臉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於是，五個人喝起了酒。因為心裡兜著案子，聊著聊著還是聊到了這上頭，小唐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醫務室沒有人外出，那就說明密件並非那裡的人所扒竊——當然目前還不能排除與案情有關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考慮一下：外面的人是否進過‘先鋒廠’，與醫務室的嫌疑人接觸，雙方互相策劃並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著吳榮德、劉城：“有這個可能嗎？就是外來人員能否進廠？”
劉城說：“外來人員若是工作關係要進廠的，必須經國防科委批准並出具貼有照片的公函，憑公函經我廠核批後方發給‘臨時通行證’。但是，若是隻進入家屬區，那就只需接待方登個記就行了。
當然，根據規定，那隻限於本廠人員的親屬。”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來你們是內外有別——生產區和家屬區是分開實施安保的。這就好了，照小唐說的去查一查外來人員最近是否有訪問研究所人員的，尤其是醫務室。”
吳榮德興奮得差點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劉，你去辦一下，這裡坐等迴音！”
劉城立即出門，去公安處辦公室往“先鋒廠”通往外面的四個卡子打電話，讓火速查明2月份外來人員找研究所人的名單，一會兒，他拿著一疊紙條興沖沖地奔進來：“有門兒！有門兒！”
這“門兒”就是名單中果然有找研究所醫務室的，來人是個女知青，登記本上填著名叫卞學君，貴州省榕江縣九里壩公社新花大隊插隊知青。二十三歲。接待人是鄺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達，2月29日離開。
倪炯敏看了那張紙條，問道：“這個鄺裕祥是什麼人？”
“研究所醫務室主任，一個有著多年醫療經驗的內科醫生晤，倪老師要不要查閱檔案？”
“暫時不查。我們還是先查一下那個卞學君吧！”
吳榮德說：“對！分兩步查：一是馬上和榕江方面聯絡，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屬區查摸，弄清她來這裡的目的及活動情況，重點是2月28日上午案發時間的行蹤。”
“對！”
調查進展神速，次日中午，兩項結果都已獲取：一、榕江方面稱確有卞學君這麼一個女知青。二、鄺裕祥夫婦同在“先鋒廠”工作鄺妻春節前去南京老家探親，至今未歸，鄺一人居住，外甥女來後與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麼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裡看書看電視、聽留聲機，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調查，所以無法知曉。”
吳榮德說：“就這些，似乎不大有價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終盯著曾厚望那兩次‘水土不服’不放，現在冒出這個女知青來，哪有輕易放棄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齊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學君當面詢問。第二，找諸慧麗調查給曾厚望看病是怎麼回事。第三，查閱鄺裕祥的檔案。”
劉城副處長帶了兩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學君調查。這邊，小金和吳榮德找諸慧麗一調查，不禁大出意外：原來，諸慧麗在著節後臨時借往“先鋒廠”醫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來，在這期間，她根本沒去過研究所醫務室，更談不上開處方了。
倪炯敏親自查閱檔案，也有收穫：鄺裕祥，1930年出生於貴陽市的一個醫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醫學院，五年後畢業，被分配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工作，由於表現積極，被吸收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次年，經部人事部門決定，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保健醫生，直至1959年底。之後，一度仍調往第七機械工業部擔任醫務方面的工作，還借調去過北京協和醫院。1965年“先鋒廠”組建時，國防科委把他調來，先在廠醫院擔任內科主任，後來研究所組建醫務室，考慮到他技術全面，並且有過當保健醫生的經歷，便委他擔任了醫務室主任。鄺自參加工作以來，一貫表現積極，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模範共產黨員”。鄺妻強秀鳳系“先鋒廠”醫院藥劑師，平時表現也不錯。倪炯敏把檔案材料連看了幾遍，臨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保健醫生”一行文字上，皺起的眉頭使目間面板形成了一個“川”字。在公安部，他雖然不是搞政治保衛工作的，但對那個部門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並非一無所知，他聽說過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中期破獲的一些反革命特務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蘇聯援華、訪華人員的接觸或者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