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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蘇聯時，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為出賣祖國的間諜的。因此，他產生了聯想：眼前這個鄺裕祥有過與蘇聯專家的接觸，會不會被混跡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這個聯想固執地佔據著倪炯敏的思維空間，最終成為一個疑點，而被他在本子上記錄了下來。
次日，轉榕江調查的偵察員風塵僕僕驅車而歸，帶來了同樣令人出乎意外的訊息：榕江縣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隊確有一個名叫卞學君的女知青，查其檔案，系貴陽市人，1966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去榕江插隊落戶，她的舅舅是鄺裕祥，“先鋒廠”醫生。但是，卞學君今年春節並未離開生產隊，她那個集體戶的全體知青都留在鄉下和貧下中農一起過了一個“革命化春節”。偵察員還帶回了一張卞學君的照片，果然和鄺裕祥的鄰居所說的那個“卞學君”相貌不同。
這樣，事情基本上明瞭了：一個女特嫌分子冒卞學君的身份混進“先鋒廠”家屬區潛伏下來，在鄺裕祥的配合下於2月28日去將軍墳汽車站竊取了曹秋林所攜的密件。
偵查指揮部當即決定：立即傳訊鄺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鋒廠”公安處的兩輛吉普車悄然駛至鄺裕祥所住的樓下。偵察員叩門而入，向鄺出示了由廠黨委批准的《傳訊通知》，把鄺請上了汽車，直駛公安處。與此同時，對鄺宅和研究所醫務室的搜查也開始了。偵察員經過細緻的搜尋，抄到了他裕祥用於特務聯絡的密寫藥水、工具以及兩本密碼。此外，還查獲了特嫌分子作案時所供的那個被誤認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邊出現過的可疑人物的衣著特徵正好相符。在絨線帽裡發現女性長髮一根，這為後來追蹤、認定間諜案犯提供了鐵證。偵察員把搜查結果報往偵查指揮部時，吳榮德、劉城以及倪炯敏的兩位助手小金、小唐對鄺裕祥的訊問正在進行。鄺裕祥初時自然拒絕招供，一口咬定公安處抓錯人，揚言要到北京國防科委去告狀。待到偵察員把他自以為密藏得天衣無縫的密碼等證據送進來時，這才傻了眼，接著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頭如搗蒜。吳榮德沒料到這個平時一向自視清高、自命不凡的高階知識分子竟會弄出這副腔調來，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過神來，親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來，說：“老鄺，你別這樣，事情到了這地步，還是老老實實交代清楚為好。你那個‘外甥女’已經走了一個星期了，我們還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鐘交代，我們就早一分鐘追回密件。否則，時間耽誤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對你可是大大不利！”
鄺裕祥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邊抽泣，一邊抹著眼淚鼻涕，斷斷續續地作了交代——誠如倪炯敏所估計的，鄺裕祥早在1958年7月間，就在陪蘇聯專家去北戴河休養時，被混跡其間的克格勃特工軟硬兼施拉攏，答應為克格勃工作。那個披著“專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時和鄺裕祥的接觸，對其進行了收集情報、使用密寫工具、聯絡方法等方面的訓練，並給了一些錢。但是，並沒有下達活動指令。1959年12月，專家組撤回了蘇聯。臨行前，那個克格勃特工吩咐鄺裕祥潛伏待命，偽裝積極，取得信任，以便日後大展鴻圖。鄺裕祥具體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個月把自己的境況向澳門的伯父（他是一個本分的老中醫）寫信告知就可以了。
從1960年3月開始，鄺裕祥嚴格遵照指令執行，每季度向澳門伯父處寫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對他就像忘記了一樣，從來不聯絡，也不下達活動指令以及發放特務經費。這種情況使鄺裕樣產生了一種“得以解脫”的想法。他的“下水”出於迫不得已，後來他曾為之懊悔不已，所以當克格勃那麼長時間不理睬他時，他很是輕鬆了一陣。但這畢竟是暫時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不過是在等待時機。到了1965年，鄺裕祥被調來“先鋒廠”後，馬上就有密信寄來，命令他提供情報。“先鋒廠”作為一家大型保密單位，自有許多保密措施，各部門之間處於完全獨立、封閉狀態。因此，縱使鄺裕祥費盡心機，也只弄到了極小部分的情報。對於克格勃而言，這中間最有價值的一條情報，就是“先鋒廠”研究所承擔中國核試驗基地部分專案的資料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連三發來密令，讓鄺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鋒廠”之間的聯絡、接觸過程。鄺裕祥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完成了任務，於1969年2月把這一至關重要的情報向克格勃提供了。
從那時開始，鄺裕祥就意識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資料密件上動腦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鄺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