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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吳榮德聽倪炯敏如此這般一說．驚得目瞪口呆，好一陣才說出一句話來：“會是間諜案？”
“如果案情確和曾厚望兩次患病有因果關係，那麼這無疑是一起間諜案！”
吳榮德向倪炯敏請教接下去應當如何著手偵查，倪炯敏說：“先從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誰給曾治的？採取了什麼措施？服了什麼藥？藥物來源？給藥途徑？根據查得的情況再作下一步安排。”
吳榮德說：“好！我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說：“為防止打草驚蛇，要給外界形成一個假象：把今天在廠區內調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處地方進行調查，使人以為今天一天的調查只不過是走過場，應付公安部專家。當然，接著開始的廠內調查應當是絕對保密的。”
“是的。
對“先鋒廠”研究所醫務室的調查，根據倪炯敏的安排開始悄然進行。倪炯敏作為一名刑偵專家，所考慮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細緻的，他認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歷卡，不作病史記載，但是既然用了藥，那麼就要開處方，而處方上必須有醫生的簽名。所以，給曾厚望開處方的那個（或者幾個）人便是給曾厚望看病的醫生，調查就從他（他們）身上開始，當然必須是在絕密條件下進行的。
“先鋒廠”公安處請研究所財務科以“查賬盤庫”為名，出面對醫務室的庫存藥品、處方等進行檢查。財務人員根據公安處事先的指點，把注有“外來人員曾厚望”字樣的幾張處方暗暗抄了下來。
吳榮德一看，都是諸慧麗所開。情況報到倪炯敏那裡，倪炯敏問：“諸慧麗是怎麼一個人？”
公安處劉城副處長說：“她是個20多歲的青年女醫生，1969年來我廠工作的，先在廠醫院當內科醫生，半年前才調來研究所醫務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調她的檔案！”
半小時後，諸慧麗的檔案袋已經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詳細閱讀了有關內容：諸慧麗，1944年12月出生於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個礦工家庭，父親是礦工，母親家庭婦女。1949年初，她過繼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隨伯父母（亦即以後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幹部，分別在水產部和北京市物資局工作。諸慧麗自小學起，一直至西南醫大畢業，皆品學兼優，多次獲獎，在大學裡已經參加中國共產黨。1967年，她從西南醫大畢業，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鋒廠”醫院擔任內科醫生。來廠後表現不錯，是研究所行政線黨支部委員。
倪炯敏把材料袋裝進檔案袋，問道：“她結婚了沒有？”
吳榮德說：“還沒有。最近正在談戀愛，對方是本廠的一個工程師，和她同年，西安交大畢業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廠的，表現很好，已入黨了。”
“兩人談了多久，關係怎麼樣？”
“談了三四個月，關係處於初級階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會，說：“從這些情況來看，諸慧麗應當沒有問題。”
吳榮德、劉城互相對視了一眼，不約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斷道：“可是我仍舊認為案件的毛病應當出在醫務室。”
“那下一步怎麼辦？”
“還是盯著那裡查，不過要換一個方向，查查他們那裡最近是否有人外出過——哪怕是半天。”
吳榮德情研究所勞動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個二月份醫務室無人外出。這個“外出”指的是離開“先鋒廠”範圍，醫務室全體人員都住在“先鋒廠”家屬區，成家了的住公房，單身的住宿舍。
“先鋒廠”廠區相當於一座小城，各個進出口都有軍人和公安處人員把守，出入都須登記，所以一查就能一目瞭然。到這分兒上，別說吳、劉兩個處長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幾個人湊在一起嘀咕。這事怎麼著？怎麼橫查豎查都不著邊兒？倪炯敏無咒可念，心煩意亂，他還得每天和北京通電話，向公安部彙報偵查工作情況。這天晚上打過電話，大概受到指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