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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中駛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軍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眾多的藏書，運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車，搬了過去。
幾天之後，周修文回林村取點衣服，見到了鄰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貨。別人還沒問，她就先吹了起來：“哎喲喲，康平路那裡真好，連東西都不用自己買。你只要開一張單子，過一會兒，有人就會替你買好，給你送來！”
剛說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臉，搖頭了：“哎喲喲，那裡就是有一點不好——前前後後，都有警衛員站崗。這麼一來，你們就沒辦法來看我了。那個地方，‘外頭的人’是進不去的！”
她啼噓一番，抬著頭、挺著胸，一副“革命媽媽”的標準姿勢，開步走了。
鄰居們望著她的背影，有點糊塗起來；她剛才說的康平路“有一點不好”，究竟真的“不好”，還是“好”的“不好”呢？
不過，姚蓬子死後，姚文元考慮到自己的“前途”，決定不開追悼會，以免太招惹別人的注意。雖說周修文對此曾有些不滿，無奈兒子畢竟已是“中央首長”，到底“站得高，看得遠。”於是，姚蓬子的遺體被悄然送進火葬場，不聲不響地在世界上消失，結束了他的錯綜複雜、曾“紅”曾“黑”的一生……
第十二章 “輿論總管”
取陳伯達而代之
就在姚蓬子死後不久，一九六九年四月，姚文元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央首長”。
大紅標語刷滿了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喧鬧的鑼鼓聲和震天的口號聲響成一片：“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會議釋出的第一號新聞公報上，那“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的排名順序、方式，是中共黨史上破天荒的。看得出，是“秀才”經過一番精心安排才“創作”出來的。把一百七十六名主席團成員的姓名分為四組，唯有第四組才是按姓氏筆畫為序排名，頗為令人尋味：
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于會泳……魏秉奎等一百五十二人按姓氏筆劃為序排名。
這張名單用潛臺詞清楚地表明：三十八歲的姚文元，已成為中國的第八號人物，成為前二十四名首腦人物中最年輕的一個。
眾多的外國記者一看到這張名單，就紛紛報道：“以批判《海瑞罷官》而進入政壇的姚文元，已成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輕人。”
林彪在政治報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歷史性功績”：
“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文革小組”結束了取代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而臨時執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員中的兩名——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員——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和組員姚文元均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此，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姚文元，結束了北京與上海之間的穿梭生涯。雖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點已轉入北京，在北京遙控著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遷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間房子，比起當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樓闊多了！
從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報紙的編委，而是成了陳伯達的副手，掌管全國的輿論大權。
一年之後，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動”了“一級”。
那是一九七○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員們再度聚首江西廬山。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廬山會議”，亦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這一次的“廬山會議”，又是風雲翻滾：副統帥林彪搶班奪權，圍繞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跟毛澤東展開激烈的鬥爭。陳伯達成為林彪的馬前卒，在會上丟擲堅持設國家主席、支援林彪的“第二號簡報”。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了陳伯達。於是，林彪雖未倒臺，全黨已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陳伯達受到了審查。
陳伯達垮了，姚文元晉升為全國輿論總管。
從此，姚文元手中的筆，非同凡響，具備了“多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