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能”：
他的筆，成了指揮棒。他用筆指揮著全國所有的報刊，從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到各省、市報刊，總編們的眼睛無時無刻都要盯著姚文元手中的指揮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違怠，不能奏出一個越軌的音符。
他的筆，成了權杖。大大小小“寫作組”，從了學雷、羅思鼎、石一歌到後來的梁效、池恆、初瀾、唐曉文……全都歸順於姚文元麾下。他是這支無恥文人大軍的統帥。人們冷笑著，諷之為：“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其實，梁效聽命於姚文元。
他的筆，還成了魔杖。他的筆伸到哪裡，可以使哪裡燃起一場“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裡的反抗的火焰立時澆滅。他的筆能使“造反英雄”青雲直上，他的筆也能使“走資派”人頭落地。
輿論一律，一律輿論。說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馬。在姚文元主宰中國筆政的年月裡，報刊變得清一色，說同樣的話，唱同樣的調。話，說得空空洞洞；調，唱得難以入耳。
江青的“文藝革命”取得“輝煌”成果是：“八億人口看八個‘樣板戲’。”姚文元成為輿論總管的“輝煌”成就是：“讀者‘看報看題，看書看皮’！”
沉悶的空氣籠罩著中國大地。萬馬齊暗，思想被鎖上鐐銬，言論處處受到審查。在十九世紀，當歐洲盛行輿論專制之時，一個名叫沙飛的作家曾辛辣地諷刺道：“只有做夢時無審查，只有打鼾時無警察。”如果把這句妙語移來形容姚文元統治下的中國文壇，真是象“定做衣服”一般貼切。
“左”眼看畫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孃家”似的。不過，他在上海說的每一句話，都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裡，都有人拿著小本本，不斷記下他的“指標。”
他呢？也拿腔做勢，對這發“指示”，對那也發“指示”。
我從一大堆檔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節前——一月二十日，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百貨一店時的“指示”。那是張、姚當年趾高氣揚的真實記錄，現照錄於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這些玻璃杯的圖案都是修正主義的，不是我們的。是一些什麼三角形的、方塊形的。讓現代修正主義的美術全部佔領了。這個是從法國和蘇修畫報上抄來的。這是什麼派？你們要查一查。我們中國過去不是這樣的。現在變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張春橋：這種花布給鐵梅、小常寶（引者注：鐵梅、小常寶分別為“樣板戲”《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麼樣子？這樣的花布，與欣欣向榮的祖國多麼不相稱！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產了吧，牡丹花是富貴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實又柔軟，花色也最樸素。
張春橋：手帕的問題很大。現在把資本主義國家最壞的東西搬迸來了，把我們要打倒的東西都拾進來了，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這些手帕，是典型的現代派。燕子是中國的，可是下面還搞了一條條的，成了法國象徵派的畫。這些，又象林風眠的黑畫！
兩位“大批判專家”，居然在百貨商店裡批這批那，簡直是亂批一氣，近乎胡鬧！
其實，他們並非信口雌黃。兩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張春橋看到上海出口年曆卡上的畫，不由得勃然大怒。張春橋寫下了這樣的“批示”：“祝這些大老闆、大設計家們早日成仙，離開工農兵越遠越好。”
一個多月後——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學著張春橋的腔調，對外貿部作為出口畫廣告的《中國畫》冊，進行“批判”：“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的畫冊。”
《中國畫》冊裡，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一隻在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這幅《迎春》畫，充滿盎然生機。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寫下這樣的批示：
“公雞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這那裡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
一隻公雞，一叢迎春花，如此簡單明瞭的畫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的“極端仇視”？！
徐景賢緊跟姚文元，說那隻公雞“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