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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趨，一搭一檔，形行影隨。真的，江青的那句話，是出自內心的：“我死了，讓文元當主帥！”
一次又一次的接見，留下了數以百計的姚文元講話記錄。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雖說是“管窺一斑”，倒也可見全豹之貌。
三個多月之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刊載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
從此，“文化大革命”揭開新的一頁：成千上萬名工人穿著藍色勞動布工作服，掛著“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袖章，步入“上層建築”，去“領導一切”。
這一回，不再是“評”，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筆桿已成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為毛澤東的代言者，威風顯赫，每一個標點符號都震動著中國！
儘管所有的報紙都登載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的單行本免費地發給每一個公職人員，但為了顯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還是不忘當年整過他的中共上海盧灣區委。喜歡寫長句的他，在一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上題詞：“贈給現在仍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的盧灣區委的同志們並向你們問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輛渾身雪白、漆著紅色“十”字的救護車，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嘯著前進。
救護車停在林村那長長的甬道前。
兩位救護人員持擔架奔向姚家。
當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軀佔滿那狹窄的擔架時，已有許多人聞訊趕來。
本來只需要兩個人抬的擔架，四周圍了好多“造反派”戰士。七手八腳，抬著姚蓬子前進。
擔架透過長長的甬道時，又有好幾位“造反派”戰士前來助一臂之力。眼看擔架就要拾到救護車跟前，由於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聲，姚蓬子橫著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著地是他的右頰，頓時摔得紫中帶青，鮮血流了出來。
那幾位“造反派”頓時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聲嚷嚷：“還沒進醫院，就給你們掉個半死。你們等著瞧！你們不想想掉的是誰？！”
救護車在急駛。周修文在車上還咬牙切齒，罵聲不絕。
姚蓬子被送進了上海胸科醫院。他，得了肺癌。
幾天前，夜深人靜之際，一個戴著大口罩的人騎著腳踏車來到林村，從褲袋裡拿出鑰匙，熟練地開啟房門。
此人已是坐上紅旗牌轎車的“中央首長”，這時甘受委曲，騎著舊腳踏車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親。在他身後十多米，一個身強力壯的警衛員也騎著一輛腳踏車，警惕的目光掃視著子夜時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進上海胸科醫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來一個瘦長臉的傢伙，在林村象幽靈一樣晃來蕩去。他用“階級鬥爭”的眼睛審視一切，用“階級鬥爭”的嗅覺辨別一切。
他暗中調查了那幾個“積極”得過了頭的“造反派”，查檔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現。他還拜訪了離姚家不遠的那位江青心腹、後來當上“文化部長”的于會泳——本來住在那裡的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繫系主任李翠貞教授，自從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殺身亡，于會泳便搶佔了她的那套舒適的公寓住宅。
過了半個多月，那張瘦長的馬臉才在林村消失。他，實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階級敵人”。不過，那幾位“造反派”戰士已察覺幽靈的存在，嚇得魂不附體，後悔當初拍馬屁拍在了馬腳上……
收音機裡播送著《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就連幼兒園裡的孩子也必須洗耳恭聽。姚蓬子在胸科醫院單間病房裡聽著廣播，枯黃的臉上泛著笑容。他本來期望兒子成為一個作家，不料這麼有出息。想當初，當兒子神秘地要他幫助查《明史》的時候，就連他也覺得批什麼《海瑞罷官》純屬多管閒事，如今他方知兒子確實“先知先覺”，青勝於藍。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人前往看望、慰問。姚文元派來專人，在床前聆聽姚蓬子對後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著為林彪起草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無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終於結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輛大卡車在蒼茫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