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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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用碳14的有關資料來抨擊乾淨炸彈的試驗，難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嗎？他不是支援過羅森伯格一家嗎？鮑林不得不就羅森伯格案的細節與斯皮伐克展開了一場小型的辯論。接下來，問題轉到他是怎樣為請願書籌集資金的問題。鮑林回答說，全是他本人出的錢；此時，有人質問道：“那末，全世界共產黨的報紙都在那一天宣揚了此事，你該作何種解釋？”“那是報界的事情——”鮑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瞭解得更多吧。”

預定給他的半小時已過，他始終未得到機會就放射性塵埃問題說上幾句實質性的話。鮑林和愛娃昂首闊步走出了演播室。這根本不是公共事務性節目，這是一場事先不打招呼的審訊。兩人都氣憤極了。

辭職

杜布里奇也非常氣憤。他手下的化學系主任竟然在全國性電視上叫嚷要為已經定罪的間諜作辯護，他感到，這下更難繼續護衛鮑林了。

杜布里奇親眼目睹了鮑林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所發生的變化。在他看來，鮑林變得不那麼負責了，講話更大膽，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拋在反對核試驗的鬥爭上，影響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他看到，鮑林發表言辭激烈的宣告，在政治上將自己置於不受人歡迎的地位，與學校賴以取得資助的政府機構作對，造成了學校董事會內部的不團結。

鮑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里奇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冷淡。不過，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里奇不贊成鮑林的立場，他和物理系主任羅伯特·巴契，像學校裡其他教授一樣，都宣告過反對核試驗。“我想，有人感到有些……——這裡用到了介於不滿和不安之間的一個字眼——萊納斯沒有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邊。事實上，這些同事也運用了一些不那麼聲張的方式，就和平問題向政府進言，”鮑林的一位同事諾曼·戴維森這麼說。鮑林這個人豪放不羈，一意孤行，對於學校這個大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優秀成績，忘了給予充分的肯定。

杜布里奇還不贊成鮑林所用的策略。學校裡似乎很難看到鮑林的身影。作為系主任，許多事情都等著他去做：主持有關的儀式，進行必要的社交和應酬，尋求資助人，等等。研究工作也沒有做好。以前在化學鍵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是昨日的輝煌，相比之下，更多化學家已經把目光盯在分子軌道的理論上——鮑林卻始終沒有把這一課題放在心上——他當時正在研究的許多課題，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尋找精神病病根，似乎已走入死衚衕。系裡教職工對辦公房間的分配和科研重點的確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埋怨。反正鮑林不在場，他也難以聽到這麼多意見。

在這段時間裡，鮑林奔走在世界各地，他的名字常見於報刊的標題中。

算起來，前後已經有三人因對鮑林不滿而辭去了校董的職位，其中一位就是約翰·麥科恩。一天清晨，這位共和黨要人開啟報紙，讀到了另一篇由專欄作家撰寫的報道，涉及到鮑林參加共產黨陣線發起的和平運動的情況，一怒之下，他辭職離開了校董會。他打電話給杜布里奇發牢騷，時間是清晨6：30。電話鈴驚醒了還處於夢中的杜布里奇。麥科恩對著他憤怒地責罵鮑林是一位大逆不道的化學家，接著就咔嚓一聲掛上了電話，隨後又給其他校董打了電話。有些態度比較溫和的校董對麥科恩這次發牢騷很反感，因此不願意跟他繼續談下去。這樣，麥科恩退出了學校董事會。

但是，時間到了1958年，杜布里奇聽人說，麥科恩已被內定為斯特勞斯的繼承人，即將擔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杜布里奇和他手下的物理系主任巴契，兩個人都與原子能委員會有著許多業務上的聯絡。

6月初，鮑林被請到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日常閒聊已沒有必要，杜布里奇單刀直入回顧了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接著，他對鮑林說：“你應當清楚，科學並不意味著你一定要以國際問題的權威自居。”鮑林重申，在自己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他有發言權。兩人都承認，鮑林使學校捲進了許多麻煩事。杜布里奇再次要求鮑林收斂一下自己的活動，然而遭到鮑林斬釘截鐵的拒絕。但是，杜布里奇需要向校董們出示自己的保證，表明鮑林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受到約束的。杜布里奇想起了一年以前鮑林曾主動請求辭去系主任職務的事，因而隨口說了一句：“現在我想可以答應你這個要求了。”鮑林馬上立起身來，走了出去。

鮑林擔任化學系系主任已經二十多年了。毫無疑問，無官一身輕，他終於可以擺脫這類使人頭疼的行政事務了。的確，這是他本人在一年以前主動作出的抉擇，辭職以後，他就能用更多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