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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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表了有關乾淨炸彈的意見，也許是記者誤解了鮑林的看法（這家報紙的確報道過鮑林將生產乾淨炸彈斥之為“無稽之談”）。不過這還是次要的事，特勒說道。人人都說要和平，但怎樣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樣。說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原因就在於一些光明正大的國家裁減了軍備，而希特勒卻受到姑息而強大起來了。特勒又說，俄國人說過要埋葬我們，我們不研製核武器，就無法制止他們這樣做。只有進行更多的試驗，我們才能造出乾淨的炸彈，開鑿運河，開發礦產，讓原子彈為人類造福。“有人聲稱這種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據說是癌症和白血病——據我所知，目前尚無確切可靠的統計資料可以證實這一點，”特勒最終得出結論說。“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來，即使有其可能性，並不等於事實上已有危害；進一步說，極為微量的放射性反過來也可能是有益的。說到底，沒有變異，怎麼會有進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們在核試驗問題上那麼謹小慎微，恐怕這個世界就只能像蝸牛一樣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話頭，臉上浮起了笑容。“作為一名偉大的革新者，鮑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現那樣的情況吧。”

鮑林沒有料到特勒竟會那樣地鎮靜和機敏，因此作出的反應聽上去就比較尖刻。與特勒的聲音相比，他的嗓門更高更尖。此外，鮑林還犯了一個戰術性錯誤，他竟然設法為赫魯曉夫講過的“我們將埋葬你們”這句話進行辯護，聲言這位俄國總理談論的是政治程序，並不是指戰爭。接著，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過，放射性塵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變異——相當於鮑林本人估算數字的十分之一，不過，他們已經承認放射性塵埃存在著危險。

特勒反擊說，估算上的這種差距正好表明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還處於情況不明的狀態。既然數字上可以有那麼大的懸殊，那麼認為無法找到一個確實的病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試驗會帶來風險，我們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氣中釋放更多的工業煙霧，在膳食中加入一種新的食品新增劑，給我們造成的危險比這要大得多。他甚至還讀到過一篇報道，說人在穿緊身衣褲時，由於精液的溫度提高了，也會造成相當數量的變異現象。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如今穿的褲子比放射性塵埃要危險得多。

辯論就以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鮑林根據統計分析提出一條條具體的批評意見，特勒在反駁這些意見時，不時地說一兩句俏皮的話，作一些無關緊要的比喻，並且設想未來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後將是怎樣的情況。鮑林給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則是一副悠閒自在和滑稽風趣的樣子。

辯論結束以後，鮑林感到自己的表現糟透了。特勒避實就虛，運用了公關的技巧，讓人聽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並且給美國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人們對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工企業界存在著種種錯誤的認識。有人稱，這方面的人正在考慮進行核戰爭，制訂著計劃進行戰術性核攻擊，計算著到底有多少百萬人將會被殺死，他們會心甘情願地犧牲未來幾代成千上萬個年輕人，目的是要加速推進他們政治和經濟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時間和金錢來研究一下和平的事業。

然而，特勒比這些人所起的作用還要壞，鮑林心裡這樣想，因為他是一名科學家。鮑林的請願書表明，科學家一般說來都贊成削減軍備的競賽。科學家應當帶領人們走向一種理性和和平的未來。但是，經過這次辯論後，鮑林認識到特勒是另外一種科學家。“特勒博士主張繼續進行核試驗，因為他相信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作用，”鮑林在辯論後寫道，字裡行間幾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嘆。鮑林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在他為科學界設想的方案中，在一個沿著科學道路前進的天地裡，科學家應當發揮積極向上的作用。此時，在鮑林的心目中，特勒雖然是卓越的物理學家，但也是一個戰爭狂；他是從科學天堂裡降臨到塵世間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關於禁止核試驗的爭論中，這是這兩個引人注目的對手之間唯一的一次面對面辯論。“從那時起，我拒絕再次（與特勒）見面和辯論，因為我認為他辯論的手段不正當，”鮑林說。

鮑林試圖透過報刊繼續展開與特勒的鬥爭，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在這一陣地上也處於下風。特勒幾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諸如性活卿樣的一些重要雜誌上發表所寫的文章，而鮑林的文章卻遭到退稿的處理，理由是整個領域爭議性太大，充滿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鮑林曾寫過一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