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69部分 (第3/4頁)

投寄給《生活》雜誌，批駁特勒的觀點，結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寫過好幾篇文章，許多暢銷的雜誌都拒絕刊登。他能夠發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週刊》。

他又嘗試了另一條途徑。新聞媒體可以拒他於門外，但要是出版一本書又怎麼樣？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書名為《我們的核未來》；鮑林想，他也可以寫一本書，不但有助於抵消那本書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開的答覆。1958年3月初，他廢寢忘餐，奮筆疾書，整整花了兩個星期，完成了厚厚一疊書稿，將他在前幾年裡瞭解到的有關核武器和放射性塵埃的知識，一無遺漏地作了精闢的論述。

這本書以《不再有戰爭！》為名問世了。這是一部集科普讀物、政治論文和悲劇故事於一身的奇書。開頭幾章簡易通俗，深入淺出，是鮑林教授開設講座的講義，闡述了原子裂變和聚變、放射性塵埃的生成、遺傳變異與放射性之間的聯絡等內容。其中還不時地穿插了一些開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億人身上一共有10萬個基因——構成了人類的完整基因庫——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徑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個球。不過，鮑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會引起爭議的資料，將自己對遺傳性受損所作的一切估計，力求用一種溫和的字眼記錄下來，並且對每種情況下如何推理和論證都作了精心的考慮。只是偶而在幾個地方給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戳幾槍。特勒有一種說法，認為接受一點放射性也許對基因是有益的，鮑林在答覆特勒的這種意見時，引述了霍爾丹①所作的比喻：我這檯鐘走時不準，是不是設想一下，對著它發射一顆子彈，這樣做，有可能使它走得準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來不走了。

①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和生理學家，對種群遺傳和進化研究有貢獻，1957年移居印度，著有《遺傳學的新途徑》等。

書寫到一半，作者的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特勒、斯特勞斯、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備競賽。“時下公眾好像又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就是科學家對事實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鮑林寫道，“我想，這種情況可以這樣來解釋，原子能委員會經常發表誤導公眾的宣告。其中有許多宣告是正確的，但讓人得到的印象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些宣告本身就是荒謬的。”然後，鮑林列舉了許多誤導公眾的宣告，並且一一進行了批駁。

特勒聲稱，放射性塵埃帶來的危害，並不比一個人超重一盎司給健康造成的危險更嚴重。但是，鮑林質問：誰能說清楚超重一盎司給健康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鮑林說，特勒的說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利比曾說過，丹佛這個地方的海拔較高，那裡的人受到的輻射比較多，但尚無證據表明他們的癌症發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來得高。這種論調也是非常荒唐的，鮑林反駁道，因為目前的醫學還不夠精細，尚不能準確地預測癌症發病率上升的微小數字。利比還說過，“在美國，現在還找不到一例可用來證明，由於核試驗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個人受到了傷害或身體健康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許是準確無誤的，鮑林寫道，因為你無法斷定放射性塵埃與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兒缺陷之間有著因果的聯絡。但是，這會給人以虛假的印象，似乎一點危險也沒有了，而在實際上，所有科學家都認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認，放射性塵埃，說得輕一點，至少會導致遺傳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現象，況且對全體國民的健康還可能帶來其他方面的危害。

這本書最後幾頁讓讀者締聽了原子科學緊急委員會的警世之言，這也是鮑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籲書。“‘不要殺戮’這一戒條難道對我們失去了意義？我們是否要將其解釋為‘不要殺戮，但大規模殺戮還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殺戮，但國家領導人說可以時殺戮還是可以的‘？“鮑林說，如今這個世道，道德淪喪、爭權奪利、窮兵黷武等等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只有道德迴歸才能拯救人類。鮑林寫道：”但願我們這個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能夠在處理各種世界性事務時，首先把道德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上。“當然，光有這一點還不夠。即便美國在一夜之間正義就佔了上風，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依然故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樣實現和平呢？”我提議，解決世界上的大問題，也可以採用解決其他問題那樣的方式，“鮑林寫道，”關鍵在於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