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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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13日，鮑林出席了在紐約為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的一次宴會，他藉機將附有全部簽名的一份請願書當面交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薩爾德。隨後，他又舉行了一次新聞釋出會，向全世界表達了科學家們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塵埃的願望。

事實證明，公眾輿論再次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在禁試大旗下，鮑林似乎是單槍匹馬地將國際利學界輿論動員起來了。他所作出的努力，進一步增強了全球學術界人士的團結，成了世界各地人們議論的主題，同時也為反對核試驗的積極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氣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裡，鮑林一貫帶頭鬧事，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製造恐慌，惹是生非，蠱惑人心”。爭論繼續進行，胡佛已能斷定，保守派專欄作家已經掌握了鮑林與共產黨陣線的聯絡，他們在文章中開始質問，鮑林到底是怎樣籌集到那麼多的資金到處徵集簽名的。一家報社的編輯寫道：“有人曾為本地的一所學校董事會的請願書徵集過一二十個人的簽名，他們一定清楚，像鮑林這樣大張旗鼓地徵集簽名，不花上成千上萬個工時，沒有幾十萬美金，是根本辦不到的。”鮑林在回應這第一輪攻擊時說，他組織這次請願活動，全是在他家廚房餐桌上進行的，總的開銷大約是250美元，主要是買郵票用去的。“當人們理解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急於想為它做一點事情時，就像全世界科學家在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所做的那樣，要得到成千上萬個簽名就比較容易了，”他說道。

然而，最厲害的攻擊卻來自特勒。作為對鮑林的請願活動的回答，他寫了一篇題為“核試驗刻不容緩”的文章，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家雜誌的編輯在2月號的封面上加上了這樣的標題：“特勒博士批駁9000名科學家。”鮑林讀了這篇文章後，怒不可遏。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說明請願書中那一句話說錯了；只是裝腔作勢地重彈了原子能委員會的陳詞濫調，要大家別害怕放射性塵埃；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聲辯說，為了製造完美無缺的“乾淨炸彈”來壓壓共產黨的氣陷，一定要繼續不斷地試驗下去。

鮑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時候，就對特勒這個人略知一二。當時，這個匈牙利青年正在學習量子物理的啟蒙知識，鮑林曾稱讚他是一名科學家。但是，後來特勒成了科學界主張發展核武器的頭號吹鼓手，鮑林就不再將他當人來尊重了。正當有人提出研製氫彈應當謹慎從事的時候，特勒卻搖唇鼓舌主張加快這一方面的程序；在剝奪奧本海默參與機密權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證詞就起到了惡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勞斯和艾森豪威爾的親密顧問，因此，在制訂美國核試驗計劃的過程中，他成了全國最有權勢的科學家；特勒脾氣暴躁，固執己見，因循守舊，經常聲言自己掌握著從絕密檔案中篩選出來的權威資料；為了使歷史上首次禁試談判偏離正確的軌道，他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乾淨炸彈”的概念。如果說，愛因斯坦曾為自己的同事製造出原子彈而感到羞愧，那麼特勒卻為之感到驕傲。“在我看來，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之間的區別，”特勒說，“就是一種有效的武器和一種過時武器之間的區別。”他看不起那些談論和平的人。他曾見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時這麼做過，而且他還相信，俄國人盤算著併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時候，也在這麼做，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制服他們。“要是我們放棄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就為侵略者開啟了大門。”

特勒和鮑林，真可謂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鮮明的政治觀點，都有百折不撓的執著要求，都能頭頭是道擺出有很有據的科學事實來支援各自的政治立場。1958年春天，兩個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

爭鬥的舞臺構築在洛杉磯教育電視臺的演播室裡。電視臺老闆為特勒和鮑林安排了一次長達一小時的論辯。在攝像機面前，鮑林看上去身材頎長，身穿挺括整潔的高階西服；另一方面，特勒顯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濃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態龍鍾的大伯。

兩個人都被允許發表一個開場白。鮑林首先開頭。他一開口就轉入攻勢，無情地批駁了特勒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文章，批評其中“許多說法毫無事實根據，還有不少說法嚴重誤導公眾。”比方說，特勒曾經指摘鮑林講過不可能研製出乾淨炸彈的話，實際上鮑林絕對不會這麼說話，因為他對這一課題了解不多。

特勒發音低沉，語速緩慢，仍然帶有濃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開場白平靜地回答了鮑林的責問。他說，他曾看到鮑林在《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