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狗孃養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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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董事其作為董事的退休年齡可到70歲。因此人人都以為我會堅持到1991年再次選舉的時候然後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歲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開了作為董事會主席的最後一次會議。談到最後一個大型日程安排專案即“其他事務”時我向董事會成員分發了一封信都是親筆寫給每位董事的信件表達我對各位的特別感謝。

那是我從董事會退休的一封辭職信。我事先只與兩位董事談過一次是幾天前跟克雷談過另一次是幾小時前跟麥柯金戴爾談過我要求每個人都保密。

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說服我當一位退休的前任執行長繼續留在公司董事會內他/她的存在經常會成為一個妨礙手腳的不利因素。我並不想冒險妨礙我的後繼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礙董事會。因此本信是我作為加內特公司董事長的辭職信。

接下來我轉到接受我的辭職信的話題上多名董事舉手有幾位同時說話。我打斷了所有人的討論表示了我的異議之後很快就宣佈活動結束並休會。

令人震驚他們事後在我跟前說有些還飽含熱淚我自己也是。

本來不應該是驚喜的。16年來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著跨越一位執行長要完成跨越的惟一辦法就是到時候與公司一刀兩斷。

大多數公司的執行長在理論上都同意這個做法。但是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輸掉自己的客觀性。別的公司有一位執行長很有頭腦我與他事先談過自己的計劃他不僅僅同意而且還鼓掌喜歡並且解釋了為什麼。

彼德·烏伯諾斯是大聯盟棒球賽的專員他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他感謝《今日美國》為棒球所做的一切還有為作為整體的體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來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盃賽的專員包廂裡面的客人。

他作為專員的退休日期正好與我作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樣──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議到時我們一起慶祝。

大聯盟棒球隊每年春季都要在羅德戴爾堡開年會當年會議開完之後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來了一趟專門提及此事並談到了未來的計劃。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們一起在可可阿海灘的芒果樹餐館吃晚飯喝克里斯托爾香檳我告訴他說我不僅僅準備退出主席職位而且還要退出加內特公司董事職務。

他支援我的觀點說了這樣一番話：“前任執行長留在董事會里根本不可能起什麼作用。如果你在一些問題上與後繼者不合聽起來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總是同意聽起來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裝聾作啞那你留在那裡幹什麼？”

阿門。

擁抱與被擁抱者

熱愛自己的公司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退休的執行長值得拿到合適的一大筆告別費用。

這也需要當執行長的人仔細計劃或者籌劃。

董事會常常會照顧到對執行長退休後的關照和愛護。問題在於他們一般會給幹得差的人大筆回報而給幹得好的回報反倒少些。

在20世紀80年代的併購狂潮中金色降落傘往往成為內幕。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對公司控制權的變更執行長或者高階主管往往會得到相當於年薪兩到三倍的現金補償。

如果工作幹得好我支援對重要職位給予大筆回報。但是對於成績平平甚至幹砸鍋的人來說付給大筆錢財就是沒有道理了。

降落傘是對失敗而不是成功的鼓勵。與爭奪公司的鯊魚搏鬥過的執行長往往只會得到董事會送來的一臉微笑和表示感謝的字條。而那些被鯊魚剝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證的降落傘價值數百萬美元。

例如：

拉里·迪什接管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控制權以後湯姆·懷曼被擠出來了結果拿到430萬美元的一次付清費用。

如果卡爾·林德納剝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內特公司我一定會拿到多於400萬美元的費用那是我當時現金支付補償費的3倍。我打敗了那條鯊魚讓他遊走了我接到的回報是一紙感謝信。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對公司高階主管補償委員會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員會說這種做法行不通。

我退休的時候就有機會讓這些委員們實際來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

多年以來我的工資、獎金和股票優先認購權一共有數百萬美元但是那都是我掙來的。從來沒有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