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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而且無疑會被洩露出去——特別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話。
我在講話的開頭把西方和蘇聯之間巨大的軍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勢力的退卻這個背景下來講述。我把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吸引到蘇聯海軍力量的增長方面去，指出蘇聯海軍作為一支全球力量所擁有的核潛艇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海軍所有的核潛艇加在一起還要多，水面艦艇也超出了保護蘇聯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論證說，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沒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國對歐洲所承擔的義務更重要的了，接著又說一個孤立主義的英國將會鼓勵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
我接著論述了即將來臨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我沒有直接攻擊緩和，實際上我要求實現“真正的”緩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年6月的講話以闡明蘇聯人的真實意圖。勃列日涅夫曾經斷言，和平共處“決不意味著可能放鬆意識形態鬥爭。相反，我們必須為這一斗爭將會加劇並且變成一種甚至形式更加尖銳的不同制度之間的對抗作好準備”。
我們早已知道，人權將是赫爾辛基一攬子協議的所謂“第三個籃子”——“在人道主義和其他領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口頭諒解的主題。但是我對蘇聯人的真誠並不信任：的確如此，既然他們的整個制度依靠的是鎮壓，也就很難看出他們如何可能遵守協議。我認為，對那些出席赫爾辛基會議的許多人——而且不僅是站在共產主義這一邊的人——來說，關於人權的承諾可能會被視為天花亂墜的詞藻而不是必須加以嚴格監察的明確條件。所以我特別提到：
我們必須為緊張局勢的真正緩和而努力，但是在我們同東方集團的談判中我們決不能把言詞或姿態當作真正的緩和接受下來。除非蘇聯領導人表明他們固有的態度確實正在開始變化，否則來自首腦會議滔滔不絕的言詞將毫無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烈支援那些歐洲與美國發言人的原因，）他們堅持認為，除非在人員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進步，否則在走向穩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會有什麼重要的進展的。
對於這個講話的反應證實了我是個不合群的女人。赫爾辛基協議受到人們廣泛的歡迎。我能夠想像得到那些聰明人物對我的衝動和輕率會大搖其頭。雷吉·莫德林立即來到福拉德街見我，對我未與他商議就發表這樣一篇講話感到氣憤，他不同意講話的內容。我沒有讓步。確實，勃列日涅夫先生對赫爾辛基會議所獲成就的明顯滿意使我確信我還要談論這個主題：他把它描述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政治結局的一個必要總結”。換句話說他把它——也許還完全包括關於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協議”外不得改變歐洲邊界的承諾——看作是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並使之合法化。他們是在戰爭結束時用武力和欺騙得到東歐的。
如今人們以讚許的眼光來看待1975年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因為蘇聯與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們利用該會議的協議條款作為他們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長期鬥爭的綱領。而且事實上，透過使人權成為一種條約義務而不再是國內立法，給持不同政見者們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槓桿。然而，如果沒有繼之而來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重下決心和加強防務，他們的勇氣幾乎會是無足輕重的。這些做法阻止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此之前的擴張使他們在心理上感到進行擴張是歷史的必然。擴張使他們獲得了關於他們的歷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這個鉗形運動——重新獲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見者們——不只是抵銷了蘇聯人從赫爾辛基會議得到的好處，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認。沒有這個運動，赫爾辛基會議只不過是走向失敗道路上的又一步驟而已。
我發表赫爾辛基講話之後，沒有收到訪蘇的邀請。這並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黨領袖是另外一個人，則可能會收到這類邀請。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對在實踐中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瞭解。因而，當有人邀請我去訪問羅馬尼亞時我接受了。我對這個國家早已有所瞭解，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時獲得的。有件事看來似乎不大可能，這時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定期的英國—羅馬尼亞教育研討會，每年一次，輪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劍橋舉行。我的羅馬尼亞交流夥伴是米爾西亞·馬利塔，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像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其他“文化界”大事一樣，這些研討會都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政治與外交目的。話雖然這麼說，但我認為我對羅馬尼亞本身的文化財富是沒有懷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巴爾幹半島的巴黎”知名（那時還沒有受到齊奧塞斯庫20世紀80年代妄自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