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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計劃的晚期蹂躪），而且還有閃閃發光色彩鮮明的布科維納修道院教堂，我在1971年9月參觀過。不足為奇的是，羅馬尼亞人在我成為反對黨領袖後急於繼續對我進行教化，而這暫時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於1975年9月初第二次訪問羅馬尼亞，這時它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繼承其前任格奧爾基·德治（早已聲名狼藉）的衣缽，已經為羅馬尼亞規劃了一條在華沙條約範圍內的獨立的道路；例如，1968年他訪問布拉格，帶著明顯的誠意表示了對波蘭改革運動的支援並激烈譴責俄國對它的鎮壓。當時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認為應該給予羅馬尼亞謹慎的支援，希望它的榜樣可能導致蘇聯控制的東歐內部進一步發生分裂。實際上，齊奧塞斯庫正在耍弄一種殘酷無情的花招，在任何時刻只要認為合適，種族緊張關係（與匈牙利）、東西方競爭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之間） 和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競爭（在蘇聯和中國之間）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於1971年和1975年兩次同齊奧塞斯庫談話之間他已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雖然他在1965年已經成為實際領導人，但是直到1974年他才集黨的領袖以及國家與政府首腦的職責於一身。從這時起他就更加無所約束地沉迷於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們西方人沒有充分了解的是，齊奧塞斯庫既是斯大林主義的返祖，而且採用了斯大林主義的方法，實際上又是更加傳統的巴爾幹半島專制主義的返租，他的家庭的發跡和財富與權力的炫耀是後者本質的飾物。在我看來，齊奧塞斯庫本人從來不是什麼非凡人物，他是個冷淡而缺乏風趣的人，口中噴吐出一連串的統計數字，舉止做作、拘泥於形式。我們討論了蘇聯威脅問題，他還向我長篇大論他講述了羅馬尼亞經濟取得的驚人成就，這些內容後來又忠實地反映在嚮導、外交官和工廠經理的介紹中。他對於“投資”水平尤其引以為豪，把它看作一份國民收入，這一點肯定使西方國家相形見繼。當然，實際上，誤導的投資是計劃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徵；正是在這一點上羅馬尼亞受到的錯誤引導甚於其他國家，它的人民，除了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還被帶著參觀了一個專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學研究所。我的嚮導不是別人而正是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她早已開始沉迷於個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謬程度可與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對人類的後果不同而已：她決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贏得諾貝爾化學獎。後來的情況表明，她幾乎分辨不出什麼是聚合物，什麼是多邊形。但是由於有翻譯和冗長講話的防禦工事，她的表演相當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羅馬尼亞的確顯示了關於共產主義制度的更多的特徵。我參觀了一個工廠並從負責人那裡——我推測他們是管理部門人員——聽到了一連串的談公司的成就。我說，“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這裡的工會領袖們談話嗎？也許他們可能要補充說幾句。”他們的臉上佈滿了驚訝的神色。“那就是我們！”他們回答說。工廠的工人個人——或者實際上是該工廠正在向他們的房子上空冒著一陣陣濃濃褐煙的左鄰右舍——可能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是另一回事。因為如同在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那樣，羅馬尼亞的工會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產業性的機構。
稍過一會兒我同羅馬尼亞“議會”議員們共進晚餐。有人向我說明，要參加議會競選，必須先成為某個經過批准的、即可靠的共產主義的工會會員。他們給我看了大約有35個這種機構的名單。我往下看時，“養蜂人工會”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個機會是不可抗拒的。我以嚴肅的方式開始向他們提出問題。養蜂人集團在議會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領導人是誰？派別情況如何？有沒有一個反養蜂人派別？那天晚上悄悄地過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對我一個最後的實用教訓是要設想老是有人在偷聽你的話，這是任何訪問東方集團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儘快記住的事情。這對像我這樣在這個國家只停留幾天的人來說是件令人煩惱的事情。
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早已以一種先進的形式反映了這一點，雖然對我和我的隨行人員來說，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劇。在英國大使館早就有人告訴過我，我們的一位外交官急於為他的幼兒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羅馬尼亞報紙上刊登合適的廣告，他們判定最簡單和最可靠的辦法是在大使館的電話上向一位感到驚訝的朋友談他的緊急要求。顯然，一位羅馬尼亞官員毫不尷尬地，在略微交談一個很不相同的話題的過程中，就提出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