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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還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參觀萊斯特一家紡織廠，在那裡用上了少年時代學到的一點針線功夫，在一群亂哄哄的記者和驚訝不已的工人面前縫綴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轎車快要到達伯恩維爾的卡德怕裡工廠時，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羅夫特堅持要求從準備當晚在伯明翰（競選運動中第二場最重要的群眾集會）發表的講話稿中刪掉一段關於工會的措辭強硬的話。這段話是由英國著名新聞記者、歷史學家、拋棄了社會主義信仰的保爾·約翰遜起草的，彼得認為過於挑釁。他顯然對基思·約瑟夫也進行了干預，不讓他對這個題目發表講話。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計，但由於當時我不在倫敦，對我的判斷沒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氣地從講稿中撕下了那幾頁，插進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頓幫我起草的最後一節關於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講話包含了一些極為激烈的內容，並特意採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中的語調和言辭。
當我們的轎車在工廠門口停住時，我的情緒不是大好。我曾特別關照，這次參觀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員，我願意直接進廠去和遇到的經理和工人交談。可是現在卻看到長長的兩行頭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門口，我沒有看見有攝影記者，我想他們肯定是躲在什麼地方等待合適時機出來拍攝這個滑稽有趣的場面，我沒有立刻下車，在車上呆了一兩分鐘穩定自己的情緒。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認識幾張原以為是工廠工作人員的面孔。他們原來是一群記者。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是聽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來開個玩笑。我一下車，他們就舉起了照相機。我就在這些照相機搭成的拱門下走進了工廠。他們為這個玩笑高興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們讓我看到了競選運動有趣的一面，對此，我想我們都應該表示感激。
上午縫了口袋，下午自然該去包裝巧克力了。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對付——這種工作被稱為“不熟練工作”，這個名詞不夠謹嚴，也不符合這種工作的實際。我過去在工廠裡幹過活，那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傳統並未改變。一位新近結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放在靠近生產線的桌子上，讓朋友們欣賞。包裝完巧克力，我們就進行討論，談的時間很長，超過了預定計劃。最後，我們匆忙離去，趕往怕明翰的米德蘭飯店。我特別喜愛巧克力，根本沒有想吃多了會影響食慾。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兒使我在競選運動餘下的日子裡再也沒敢去碰它。
儘管在準備階段出現種種麻煩，伯明翰講演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有那些論述東西方關係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段落，而且還有那些關於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證要“建立一道銅牆鐵壁”堵住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道路。會後，我們驅車趕回倫敦，第二天（4月20日星期五）還要訪問倫敦各選區。
4月21日星期六，競選運動照常進行，首先到米爾頓凱恩斯一家生產高精度電器零件的工廠。聽取仔細介紹後，我對生產技術產生了極大興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對技術茫然無知的記者滔滔不絕地解釋起來。這時我們來到一架心臟監測儀旁邊，他們把許多導線按在我身上，對我進行心臟檢查。所有的指示器都顯示正常，表明我的身體狀況良好。就像我說的：“像石頭一樣堅實”——依我判斷，我們黨整個競選運動的狀況也是這樣。1979年大選競選運動一個最奇怪的特點是，我們這些在外面參加實地競選的人和呆在總部的人的認識差異日益擴大。當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過於自信，但是與1983年和1987年兩次大選相比（當時安全方面的考慮顯得非常突出），我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確實感覺到了選民的感覺，他們的心是向著我們的。我還深信，這種變化主要是1978－1979年冬季的事態發展引起的，因此在工會權力問題上過分謹慎的策略並不高明。
但是從4月22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看問題。儘管各種民意測驗依然眾說紛紜——一種結果說保守黨超出20個百分點，另一種結果說保守黨只領先5。5個百分點——但在競選期間並無重大變動。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基本上應該按原定方針進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戰略會議上的書面發言所說的，“我們不應主動採取任何高風險行動。我們現在領先。”從這句話本身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這話迴避了兩個問題。第一，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首先主動採取了某種高風險行動，例如我的介入“不滿的冬天”，才取得了今
